第三四七章 迷惘的龚楚
首战告捷,捷报传到杨寰宇这里时,距离杨寰宇下达的进攻命令还不到一天。对于俘获的农民军将领龚楚,杨寰宇是有印象的。残存的记忆里,龚楚是农民军著名的叛将,而叛离的原因就是因为对农民军分田政策中的过火做法不满。认为这些做法背离了他参加农民军的初衷,道不同自然不相为谋。
此时的龚楚已经在农民军中几次沉浮,作为百色暴动时的参谋长,在回归湘赣之后,他历任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十二军参谋长,后又接任第七军军长。可随后他因向组织提出意见而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而被撤职,降职为模范团团长。当时,根据苏俄的指示,在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有田四十亩甚至不满十亩者便在被消灭之列,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能幸免于死。龚楚正是对当时这种违反人道精神的过激行为表示了异议,就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帽被批判。
不久再次起复,任独立二十二师师长兼政委,后又任粤赣军区司令。可好景不长,不久之后,他因再次向组织提出建议,这一次是对毛润之主导的查田运动提出了异议,认为这样会挫伤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因为在查田运动中的再次重新分田地的行动,已经是在湘赣农民军控制区的第三次分田地了。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民众不再相信农民军的政策,谁知道这次分过,以后会不会再次分地呢?
在这个时代,化肥在农村还是非常罕见的。农民为了田地里的作物产量高点,往往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积肥拾粪,改良田地。可一番辛苦之后,农民军一句原来的地分的有问题,所有的土地就又要再次分配,谁也不知道自己之前为了改良田地所付出的辛劳又便宜了谁。毕竟不是每户农民都是勤劳的,农村里,家庭富裕还是穷困的差距的产生,一方面家庭劳动力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勤劳和懒惰之间的差距,当然也有一些是天灾人祸的作用。
可总体来说,勤劳与懒惰的因素还是很大的。可这样毫无理由的推翻之前的分田方案,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勤劳的农民们往往是之前的辛勤汗水白流了。相比于他们终日把时间花费在饬捯田地,那些懒惰些的农民会把时间花到参与各项革命活动之中,结果就是这些与农民军走的近些的懒惰农民反而在再次分田地时,把那些被勤劳的农民捯饬的好的良田被分给了懒惰农民。这就严重损伤了勤劳农民的种地的积极性,后果自然就是辖区粮食作物产量的下降。
龚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向组织提出了不同意见。但结果就是他再次被撤职,这一次还加上了开除党籍。就在龚楚心灰意冷的准备离开湘赣地区回老家的时候,正逢农民军总参谋长刘军神因为严重贫血要去医院治疗,龚楚被调到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
不过他的代理时间并不很长,随着刘军神的回归,他再次被下放,任赣南军区司令,旋即又被降职为赣南军区参谋长,不久又被降到九军团任团长。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龚楚三起三落,终于让他认识到了农民军中的派系倾轧的严酷和无情。
之后他再想到不久前遇到的两件事,让他对自己现在所做的事展开了反思。当时正是苏区展开声势浩大的“查田运动”期间,有一天龚楚经过离瑞金十多里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住的全是姓龚的居民,当他进入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荒凉和萧条!屋子里的家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烂板凳。
屋里有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妇,还有三个小孩子,全身穿着破烂的衣服,形容憔悴。看见龚楚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走进来,非常惊恐,小孩子吓得哭起来。她们听见了特务员称龚楚为“司令员”,便悄悄地问特务员他姓什么,当他们知道他姓龚,知道是同宗,马上带着三个孩子一家六口跪在龚楚面前,求龚楚救救他们的性命。
老太婆哭着说:“我家老头子是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都在家里耕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元,把女人家全部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三人,可是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迫我们交五百光洋,否则老少六个都要坐牢。司令员啊,我们饭都没得吃,求您念在同宗的份上,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时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姓龚的同宗,很早就想去找你了。”说罢,不断地磕头流泪。这时候,从隔邻又来了两位农民,都替他们说情。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做,因为他明白出面说情反会害了她们。
数月前龚楚率部经过福建长汀,有一位替他看过病的老中医来找过他,求他帮忙说,行医数十年在家乡买了七亩田早被没收了,两个药店伙记投了农民军,他不但每月仍要出粮给他们家属,还要缴一大笔捐款,缴不出来就要坐牢杀头。龚楚鼓起勇气向地方政府求情。不料,十多天后当龚楚由闽西回长汀,那个老中医已经被杀,药店被没收,孤儿寡妇已经沦为乞丐了!
龚楚觉得,他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他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民众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彼此防范,除了听从农民军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他龚楚所应追求的理想吗?这些问题,使他感到无限的困惑和烦扰。
最后让他对农民军彻底失望的原因,则是他的老部下杨遇春的叛逃,以及肃反带来的“红色恐怖”让他彻底失去了信心。杨遇春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参加过“南昌暴动”,二十岁出头,已经是农民军的独立师师长,但他家里是地主,在“查田运动”中,全家被杀的只剩他一人,愤而出走,向国防军投降。
而肃反中开展肃清“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等运动,“百色暴动”的领导人李明瑞、“宁都起义”的领导人季振同、黄宗岳,“富田事变”中,农民军二十军七百多副排长以上包括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在内的干部被集体处决。在此后各地大规模肃反中,杀了所谓的“AB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血淋林的这些惨事让龚楚反复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他终于对农民军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同时“不要做李明瑞第二”,害怕被送上断头台,这种怀疑、失落、不满、反感、恐惧、厌倦,甚至绝望情绪相综合,使他在于胡链的遭遇战中,在部队已经崩溃的状态下,他并没有逃跑,而是选择了当俘虏。可以说,胡链能抓到龚楚完全是出于运气,换别人来,估计结果也差不多。
就在胡链在南丰的捷报上报不久,来自军事委员会的新命令下达了,要求卫立煌第二十七师这一路在南丰就地设防,暂停进攻。同时要求把龚楚送往武汉,杨寰宇要亲自见见这位曾经“朱、毛、龚”并称,如今却沦落成一个团长的传奇人物。并且随着电令的下达,前来接龚楚的专机也在南京起飞。
“嗯,比我小三岁,看上去却老了十岁。我们享受过相同的待遇,都被党开除过。”杨寰宇在他军委会的办公室里,见到龚楚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善意的玩笑。龚楚不知道杨寰宇这个“都被党开出过”是什么意思,但他却在这里见到了一个意外的人,前华夏GCD的总书记陈独秀先生。
“嗯,这个待遇我也享受过!所以美国作家贺佛尔说:教义不是让人去理解的,而是让人去信仰的!信仰经不起理性逻辑的检验,反思理解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皈依移植而来的无意识信仰。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用理性的逻辑去检验,去反思。结果就是我们都被开除了。”听到杨寰宇的话,陈独秀深有感触地说。
或许是因为陈独秀的在场,也或许是因为陈独秀的这句话,让龚楚知道,眼前这位华夏目前的最高权力执掌者,与他也有过同样的信仰。突然间,龚楚好不容易在路上鼓足的勇气跑的无影无踪。在来到路上,龚楚不止一次的猜想杨寰宇见他的目的。招降?杀头?他甚至不止一次的设想着,他该如何的大义凛然一些,或者是高傲自矜一些。可是,被杨寰宇和陈独秀只用两句话,就让他之前设想的所有,都抛在了脑后。
因为他发现,他见到了可以理解他的苦闷、绝望、彷徨的心理的人,他见到了可以一诉心中委屈的人,他见到了与他一样有过内心挣扎,有过同样的理想的人。仿佛顷刻间,过去他眼里那个反动军阀,那个处处与伟大的苏俄作对的恶棍,如今看上去也并不令人感觉讨厌和憎恶了。
“来为这个国家贡献你的力量吧,我知道你,也知道你的才能,但还不够!我会安排你秘密去德国进修。等你进修回来,再来安排你的工作。”仿佛杨寰宇看穿了龚楚心里的那点想法,杨寰宇并没有说什么劝降的话,而是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安排了龚楚的未来。
“你不担心我再回去?或者你不担心我学成归来,再拉队伍和你对着干?”对于杨寰宇这种略带霸道的安排,龚楚有点不适应。同时,他还带着一丝疑惑。
“和我对着干?为什么?我做的那里不够好以致你要反对我?至于回去么,我想你不会再回去!因为那里给不了你想要的!在你心里对于中国的积弱和腐败,怀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你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之中国。改造不平等的、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旧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可在湘赣苏维埃,在所谓的‘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只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理论’。废除一切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制约,严刑逼供,放手杀人。这些恐怕都不是你想要的吧?”杨寰宇笑着问道。
“龚将军,或许你该在华夏的其它地方走走看看,然后和湘赣苏维埃做个比较。或许在华夏,现在还有不少地方依然不尽如人意,但政府主导的建设下,一切都在逐步好转。至少我觉得,眼下情况比湘赣好太多了。我就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个反对党,给政府挑毛病,促使政府在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或许十年二十年后,我们的华夏会走向我们希望中的富强的华夏。”陈独秀适时的插话道。
在陈独秀看来,以他的自知告诉他,他没有能力去治理华夏,让华夏变得富强。但他有能力看到华夏在那些地方做的还不够好!所以他甘心做个反对派,以反对派的身份对执政的政府提出批评和建议,然后由政府权衡利弊,来决定如何的改良。这似乎是给迷惘纠结中的龚楚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让他觉得他又有了目标。仿佛及其自然的,双方都回避了之前双方敌对的立场,似乎他们从来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努力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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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龚楚已经在农民军中几次沉浮,作为百色暴动时的参谋长,在回归湘赣之后,他历任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十二军参谋长,后又接任第七军军长。可随后他因向组织提出意见而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而被撤职,降职为模范团团长。当时,根据苏俄的指示,在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有田四十亩甚至不满十亩者便在被消灭之列,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能幸免于死。龚楚正是对当时这种违反人道精神的过激行为表示了异议,就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帽被批判。
不久再次起复,任独立二十二师师长兼政委,后又任粤赣军区司令。可好景不长,不久之后,他因再次向组织提出建议,这一次是对毛润之主导的查田运动提出了异议,认为这样会挫伤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因为在查田运动中的再次重新分田地的行动,已经是在湘赣农民军控制区的第三次分田地了。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民众不再相信农民军的政策,谁知道这次分过,以后会不会再次分地呢?
在这个时代,化肥在农村还是非常罕见的。农民为了田地里的作物产量高点,往往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积肥拾粪,改良田地。可一番辛苦之后,农民军一句原来的地分的有问题,所有的土地就又要再次分配,谁也不知道自己之前为了改良田地所付出的辛劳又便宜了谁。毕竟不是每户农民都是勤劳的,农村里,家庭富裕还是穷困的差距的产生,一方面家庭劳动力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勤劳和懒惰之间的差距,当然也有一些是天灾人祸的作用。
可总体来说,勤劳与懒惰的因素还是很大的。可这样毫无理由的推翻之前的分田方案,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勤劳的农民们往往是之前的辛勤汗水白流了。相比于他们终日把时间花费在饬捯田地,那些懒惰些的农民会把时间花到参与各项革命活动之中,结果就是这些与农民军走的近些的懒惰农民反而在再次分田地时,把那些被勤劳的农民捯饬的好的良田被分给了懒惰农民。这就严重损伤了勤劳农民的种地的积极性,后果自然就是辖区粮食作物产量的下降。
龚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向组织提出了不同意见。但结果就是他再次被撤职,这一次还加上了开除党籍。就在龚楚心灰意冷的准备离开湘赣地区回老家的时候,正逢农民军总参谋长刘军神因为严重贫血要去医院治疗,龚楚被调到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
不过他的代理时间并不很长,随着刘军神的回归,他再次被下放,任赣南军区司令,旋即又被降职为赣南军区参谋长,不久又被降到九军团任团长。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龚楚三起三落,终于让他认识到了农民军中的派系倾轧的严酷和无情。
之后他再想到不久前遇到的两件事,让他对自己现在所做的事展开了反思。当时正是苏区展开声势浩大的“查田运动”期间,有一天龚楚经过离瑞金十多里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住的全是姓龚的居民,当他进入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荒凉和萧条!屋子里的家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烂板凳。
屋里有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妇,还有三个小孩子,全身穿着破烂的衣服,形容憔悴。看见龚楚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走进来,非常惊恐,小孩子吓得哭起来。她们听见了特务员称龚楚为“司令员”,便悄悄地问特务员他姓什么,当他们知道他姓龚,知道是同宗,马上带着三个孩子一家六口跪在龚楚面前,求龚楚救救他们的性命。
老太婆哭着说:“我家老头子是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都在家里耕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元,把女人家全部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三人,可是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迫我们交五百光洋,否则老少六个都要坐牢。司令员啊,我们饭都没得吃,求您念在同宗的份上,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时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姓龚的同宗,很早就想去找你了。”说罢,不断地磕头流泪。这时候,从隔邻又来了两位农民,都替他们说情。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有做,因为他明白出面说情反会害了她们。
数月前龚楚率部经过福建长汀,有一位替他看过病的老中医来找过他,求他帮忙说,行医数十年在家乡买了七亩田早被没收了,两个药店伙记投了农民军,他不但每月仍要出粮给他们家属,还要缴一大笔捐款,缴不出来就要坐牢杀头。龚楚鼓起勇气向地方政府求情。不料,十多天后当龚楚由闽西回长汀,那个老中医已经被杀,药店被没收,孤儿寡妇已经沦为乞丐了!
龚楚觉得,他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他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民众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彼此防范,除了听从农民军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他龚楚所应追求的理想吗?这些问题,使他感到无限的困惑和烦扰。
最后让他对农民军彻底失望的原因,则是他的老部下杨遇春的叛逃,以及肃反带来的“红色恐怖”让他彻底失去了信心。杨遇春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参加过“南昌暴动”,二十岁出头,已经是农民军的独立师师长,但他家里是地主,在“查田运动”中,全家被杀的只剩他一人,愤而出走,向国防军投降。
而肃反中开展肃清“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等运动,“百色暴动”的领导人李明瑞、“宁都起义”的领导人季振同、黄宗岳,“富田事变”中,农民军二十军七百多副排长以上包括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在内的干部被集体处决。在此后各地大规模肃反中,杀了所谓的“AB团”七万多人、“社会民主党”六千二百人、“改组派”两万多人。血淋林的这些惨事让龚楚反复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他终于对农民军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同时“不要做李明瑞第二”,害怕被送上断头台,这种怀疑、失落、不满、反感、恐惧、厌倦,甚至绝望情绪相综合,使他在于胡链的遭遇战中,在部队已经崩溃的状态下,他并没有逃跑,而是选择了当俘虏。可以说,胡链能抓到龚楚完全是出于运气,换别人来,估计结果也差不多。
就在胡链在南丰的捷报上报不久,来自军事委员会的新命令下达了,要求卫立煌第二十七师这一路在南丰就地设防,暂停进攻。同时要求把龚楚送往武汉,杨寰宇要亲自见见这位曾经“朱、毛、龚”并称,如今却沦落成一个团长的传奇人物。并且随着电令的下达,前来接龚楚的专机也在南京起飞。
“嗯,比我小三岁,看上去却老了十岁。我们享受过相同的待遇,都被党开除过。”杨寰宇在他军委会的办公室里,见到龚楚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善意的玩笑。龚楚不知道杨寰宇这个“都被党开出过”是什么意思,但他却在这里见到了一个意外的人,前华夏GCD的总书记陈独秀先生。
“嗯,这个待遇我也享受过!所以美国作家贺佛尔说:教义不是让人去理解的,而是让人去信仰的!信仰经不起理性逻辑的检验,反思理解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皈依移植而来的无意识信仰。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用理性的逻辑去检验,去反思。结果就是我们都被开除了。”听到杨寰宇的话,陈独秀深有感触地说。
或许是因为陈独秀的在场,也或许是因为陈独秀的这句话,让龚楚知道,眼前这位华夏目前的最高权力执掌者,与他也有过同样的信仰。突然间,龚楚好不容易在路上鼓足的勇气跑的无影无踪。在来到路上,龚楚不止一次的猜想杨寰宇见他的目的。招降?杀头?他甚至不止一次的设想着,他该如何的大义凛然一些,或者是高傲自矜一些。可是,被杨寰宇和陈独秀只用两句话,就让他之前设想的所有,都抛在了脑后。
因为他发现,他见到了可以理解他的苦闷、绝望、彷徨的心理的人,他见到了可以一诉心中委屈的人,他见到了与他一样有过内心挣扎,有过同样的理想的人。仿佛顷刻间,过去他眼里那个反动军阀,那个处处与伟大的苏俄作对的恶棍,如今看上去也并不令人感觉讨厌和憎恶了。
“来为这个国家贡献你的力量吧,我知道你,也知道你的才能,但还不够!我会安排你秘密去德国进修。等你进修回来,再来安排你的工作。”仿佛杨寰宇看穿了龚楚心里的那点想法,杨寰宇并没有说什么劝降的话,而是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安排了龚楚的未来。
“你不担心我再回去?或者你不担心我学成归来,再拉队伍和你对着干?”对于杨寰宇这种略带霸道的安排,龚楚有点不适应。同时,他还带着一丝疑惑。
“和我对着干?为什么?我做的那里不够好以致你要反对我?至于回去么,我想你不会再回去!因为那里给不了你想要的!在你心里对于中国的积弱和腐败,怀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你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之中国。改造不平等的、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旧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可在湘赣苏维埃,在所谓的‘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只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理论’。废除一切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制约,严刑逼供,放手杀人。这些恐怕都不是你想要的吧?”杨寰宇笑着问道。
“龚将军,或许你该在华夏的其它地方走走看看,然后和湘赣苏维埃做个比较。或许在华夏,现在还有不少地方依然不尽如人意,但政府主导的建设下,一切都在逐步好转。至少我觉得,眼下情况比湘赣好太多了。我就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个反对党,给政府挑毛病,促使政府在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或许十年二十年后,我们的华夏会走向我们希望中的富强的华夏。”陈独秀适时的插话道。
在陈独秀看来,以他的自知告诉他,他没有能力去治理华夏,让华夏变得富强。但他有能力看到华夏在那些地方做的还不够好!所以他甘心做个反对派,以反对派的身份对执政的政府提出批评和建议,然后由政府权衡利弊,来决定如何的改良。这似乎是给迷惘纠结中的龚楚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让他觉得他又有了目标。仿佛及其自然的,双方都回避了之前双方敌对的立场,似乎他们从来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努力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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