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原子弹的问题
尽管温玉如把潘佩珠的要求向杨寰宇做了请示,杨寰宇也愿意在合适的时间见一见潘佩珠,当然这个合适的时间是在韦昌迪与潘佩珠的合作计划确定之后。只是眼下,杨寰宇确是真的抽不出时间来见他了。一份由俞大维报送上来的绝密报告,让他坐不住了。俞大维在报告里汇报,丹麦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博士受到吴有训、蔡元培等学者的邀请来华夏访问。一直与兵工署在雷达应用方面有着密切合作的束星北与他做了交流,在交流中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信息,尼尔斯·玻尔博士的学生维尔纳·海森堡、恩利克·费米以及在量子力学方面有着深入研究的马科斯·玻恩的学生罗伯特·奥本海默等人,眼下都在研究一种新型武器制造的可能性。据说这种武器如果能制造出来的话,威力十分惊人。当然,俞大维并不知道具体的详细情况,但作为兵工署的主要负责人,他敏锐的察觉到这个消息的重要性。
这个信息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俞大维不清楚尼尔斯·玻尔说的武器是什么,杨寰宇可是清楚万分,因为这个武器就是原子弹。按照历史的轨迹,眼下关于核裂变的理论才被确立不久,想不到这些人就意识到了这个理论在军事上的作用。实话说,杨寰宇对研究核武器是持反对态度的。在前世,虽然核武器在制造出来以后,只在日本人头上爆炸过,随后,都被各个大国用于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再也没有投入过实战应用。但核武器的研究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子弹、脏弹,当量也从最初在日本引爆的原子弹的二万吨当量,逐步发展后来最大五千万吨当量。
杨寰宇认为这种武器被制造出来,是科学家们对人类的犯罪。虽然在他秘密拥有的基地里,随时可以拿出原子弹出来,可杨寰宇对这种武器有相当的抵触情绪。他始终觉得,人类制造出来这种能毁灭人类自身的武器是极度危险的。因为谁也无法保证,有一天会不会冒出一个疯子,下令进行一场核战争。如今得到俞大维的报告,德国、美国、英国都有科学家掌握制造原子弹的理论,如何让他不担心?
所以,杨寰宇在接到这个报告,在确定尼尔斯·玻尔博士尚在北京的情况下,他第一时间决定飞往北京,与这位原子物理学家进行一次交流。他希望通过尼尔斯·玻尔在科学界的影响力,让他联系那些科学家们,不要搞核武器的研究,甚至不要进行有关核能利用的开发。把核能用于民用虽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核能能用于发电,稍加变化,这个用于民用的核设施就能变为军用。
前世的日本并没有核武器,但世界各国都承认,日本是个准核武国家,原因就是日本拥有大量的核电设施,也存储了足够多的核原料,这些核原料如果要投入军用,几个月内,日本就能拥有核武。不管是核裂变还是核聚变,用于核电站还是核武器,核理论都是相同的,转化起来非常容易。差别仅仅是所用核原料的纯度不同而已。
杨寰宇在束星北的陪同下视察北大的名义,以一种偶遇的方式见的尼尔斯·玻尔。这是因为杨寰宇不希望他与尼尔斯·玻尔的这场谈话太刻意,尽管杨寰宇清楚,他可能是眼下这个世界上,对核武的认识最清楚的国家元首,但他不希望别人知道。因为杨寰宇无法解释,他的有关核知识是从那里来的。
在见到这位风度翩翩的大科学家时,杨寰宇首先赞扬了玻尔博士创立的哥本哈根学派对物理学的贡献。这让尼尔斯·玻尔很是惊讶,他无法相信,在遥远的东方,一位出身军人的国家元首能了解到他创立不久的哥本哈根学派。在资讯尚不发达的年代,对非物理学界的人来说,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学派。但接下来的话就更让尼尔斯·玻尔感到吃惊了。
杨寰宇并不是单独接见的尼尔斯·玻尔,而是同时接见了正在与泊尔博士进行交流的所有华夏学者。而杨寰宇也即兴发表了一个讲话,围绕的中心是关于科学家的道德。在讲话里,杨寰宇强调,在进行科学研究时,科学家要有科学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就是说,科学家研究的科学项目,要有益于全人类的利益。
而且杨寰宇在讲话里,着重讲了四个方面。第一,科学家要杜绝功利主义的诱惑;第二,科学家要在察觉研发的项目对全人类会产生危害时,要勇于顶住政府的压力;第三,科学家要摒弃狭隘的利己主义和民族主义因素;第四,科学家要避免唯科学唯技术的狭隘的科技观念。
杨寰宇说讲的科学家的伦理道德并非是无的放矢,他知道他无法与尼尔斯·玻尔就相关的原子能方面做什么探讨,也无法直接向尼尔斯·玻尔提什么要求。所以,他才选择用这个话题来间接的提醒尼尔斯·玻尔,他的学生,和他在量子力学方面的同行们,在做相关研究时,不要去搞那些对全人类有害的研究。
虽然在座的学者们和尼尔斯·玻尔一样,并不知道杨寰宇这番话是有明确的指向。但杨寰宇的这些话,显然得到了他们一致的认同。只有陪同杨寰宇前来的束星北,对杨寰宇的这番话若有所思。这也是很正常的思维,束星北刚刚向俞大维谈及从尼尔斯·玻尔这里了解到的有关原子能武器的可能性,杨寰宇就匆忙飞来北京,拉着他和尼尔斯·玻尔坐在一起大谈有关科学家的伦理道德,他要是没想法才叫奇怪。
“总统阁下,我想请问,是否有益于全人类的利益,这个界限该怎么样来确认呢?”尼尔斯·玻尔问道。
“玻尔博士这个问题很好。到底怎么来确认我们所做的科技发明是否有益于全人类,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打个比方来说,例如诺贝尔奖的设立者诺贝尔先生,他发明的炸药,在民用上,用于矿山和工厂,他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益处,提高了人类的劳动效率。但这个发明用于军事用途,又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灾难和血腥。在战场上,带给人类更多的伤亡和痛苦。那么这个发明该怎样来评价?但我认为,这个发明还是对人类的益处更大些。一来,我们的很多发明创造,他的初衷都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为人类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源。当然他也用于了战场,可毕竟战争的时间是短暂的,更多时间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还是处于和平环境。而且,炸药虽然给人类带来了伤害,但他的危害范围还属于可控的。但我们应该也仅限于此,假如有对人类伤害更大的,用于军事用途的发明的话,我们就要好好考虑该不该把他发明出来了。毕竟象炸药这个东西,我们主要是用在战场上。象在西班牙内战那样,用炸弹去轰炸平民城市,我觉得那是该谴责的。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有一种武器发明出来,他不仅对战场上的军人带来巨大的伤害,也同时给平民带来巨大伤害的话,我认为这就要拷问发明他的科学家的良心了。”杨寰宇在这段话里,提及了炸药和炸弹,他希望尼尔斯·玻尔在听了这段话后,能自己引申联想到他提到的原子炸弹的研究上去。
核聚变理论虽然眼下还没提出来,但核裂变理论已经提出来。对于核裂变产生的能量也已经能够计算,与炸药相比,相同质量的核原料释放的能量,是炸药的2000万倍。杨寰宇不相信,这些科学家们对此没有预见性。而杨寰宇在说上面的话时,也明确肯定了炸药的发明首先是基于民用的。这可不像核武器,从他发明的那一刻起,就是明明白白的用于军事用途。
听了杨寰宇的这段话,束星北已经能确定,杨寰宇绝对是对原子武器有所了解,才特意安排了今天的行程。他不清楚为什么连他也懵懵懂懂的原子武器会引起杨寰宇这么大的反应。他计划着回去,一定要找些相关资料,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在座的尼尔斯·玻尔也同样陷入了沉默。不用说,杨寰宇的目的达到了,玻尔确实从这段话里,直接联想到了他的学生海森堡和费米。在他们写给玻尔的信里,都提到了核裂变反应所释放的巨大能量,而且不约而同的都提到了如果这种裂变反应应用到军事的话,对战争的影响力是翻天覆地的。那么,是否他的学生们,都没有顾虑到作为科学家的伦理道德呢?尼尔斯·玻尔觉得不能接受这种假设。但回想到之前杨寰宇提到的关于科学家伦理道德的四个方面,玻尔觉得,也还真的有这种可能性。
从海森堡的角度来说,作为德国人的服从性是世界闻名的,假若是政府下达命令,海森堡绝对会服从这个命令。而从费米的角度来说,或许唯科学唯技术的思想导致了他的好奇,这让他忽略了这一发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他觉得,有必要在回去后,给他的学生写信,提醒一下他们。
事实上,在杨寰宇的前世。主持美国曼哈顿计划的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现场目击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所展现的世界末日般情景时,他心里体验到的绝不仅仅是成功的喜悦,更有着对于其未来前景的难以抑制的恐惧和担忧,因为他清楚,这个孽障一旦被他从潘多拉魔盒中亲手“释放”出来,其对于人类生命价值的肆虐和威胁,就不再为他们所能控制掌握了。
而在两颗原子弹在日本投掷以后,造成巨大伤亡和毁坏,奥本海默心中的罪恶感就愈发难以解脱了,让奥本海默本对他所完成的工作有点惊惶失措,而在心中浮起了“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的感觉。以至于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在联合国大会上脱口而出:“总统先生,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之后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奥本海默则坦言:“无论是指责、讽刺或赞扬,都不能使物理学家摆脱本能的内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这种知识本来不应当拿出来使用。”在罗伯特·奥本海默后来的生涯里,他和爱因斯坦一起,致力于反对美国继续研发氢弹,认为会引发核军备竞赛,危及人类安全。
不过,这在杨寰宇眼里,奥本海默并不能以此赎罪。他觉得,作为科学家,他应该对他研发的项目有足够的预见性。当原子弹还处在理论上的时候,他已经能够计算出核裂变说产生的能量释放的范围,对这一武器的威力有了理论上的认识。但他依然把他制造了出来。
而眼下,尼尔斯·玻尔的消息,又让杨寰宇处于一种选择之中,那就是华夏该怎么办?依着杨寰宇的本心,他绝对不想搞出这个东西出来。但他能阻止别人搞吗?如果这个世界依旧是美国率先把原子弹搞了出来,华夏想不搞出来都不行。当然,想要阻止也不是不可能,好在杨寰宇知道美国、德国、和英国、苏俄都是以那些人为主导,研发制造了原子弹。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就是派人去刺杀这些科学家们。当然这只能阻止一时而已,核裂变的理论既然已经存在,没了奥本海默和费米,依然还会有别人来继续这个研究。这样的刺杀虽然能延缓原子弹的研发,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毕竟杨寰宇没能力,把所有掌握这一理论的人全都杀光,把相关资料都付之一炬,这显然属于天方夜谭。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和前世一样,大家都搞,形成一种威慑,让谁也不敢率先使用。可这终究是要有人先用过,让别人感觉到了这个武器的威力,才会对此产生忌惮。上一世,这个倒霉蛋是日本,这一世呢?杨寰宇对总是遇到这样的选择感到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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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信息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俞大维不清楚尼尔斯·玻尔说的武器是什么,杨寰宇可是清楚万分,因为这个武器就是原子弹。按照历史的轨迹,眼下关于核裂变的理论才被确立不久,想不到这些人就意识到了这个理论在军事上的作用。实话说,杨寰宇对研究核武器是持反对态度的。在前世,虽然核武器在制造出来以后,只在日本人头上爆炸过,随后,都被各个大国用于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再也没有投入过实战应用。但核武器的研究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子弹、脏弹,当量也从最初在日本引爆的原子弹的二万吨当量,逐步发展后来最大五千万吨当量。
杨寰宇认为这种武器被制造出来,是科学家们对人类的犯罪。虽然在他秘密拥有的基地里,随时可以拿出原子弹出来,可杨寰宇对这种武器有相当的抵触情绪。他始终觉得,人类制造出来这种能毁灭人类自身的武器是极度危险的。因为谁也无法保证,有一天会不会冒出一个疯子,下令进行一场核战争。如今得到俞大维的报告,德国、美国、英国都有科学家掌握制造原子弹的理论,如何让他不担心?
所以,杨寰宇在接到这个报告,在确定尼尔斯·玻尔博士尚在北京的情况下,他第一时间决定飞往北京,与这位原子物理学家进行一次交流。他希望通过尼尔斯·玻尔在科学界的影响力,让他联系那些科学家们,不要搞核武器的研究,甚至不要进行有关核能利用的开发。把核能用于民用虽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核能能用于发电,稍加变化,这个用于民用的核设施就能变为军用。
前世的日本并没有核武器,但世界各国都承认,日本是个准核武国家,原因就是日本拥有大量的核电设施,也存储了足够多的核原料,这些核原料如果要投入军用,几个月内,日本就能拥有核武。不管是核裂变还是核聚变,用于核电站还是核武器,核理论都是相同的,转化起来非常容易。差别仅仅是所用核原料的纯度不同而已。
杨寰宇在束星北的陪同下视察北大的名义,以一种偶遇的方式见的尼尔斯·玻尔。这是因为杨寰宇不希望他与尼尔斯·玻尔的这场谈话太刻意,尽管杨寰宇清楚,他可能是眼下这个世界上,对核武的认识最清楚的国家元首,但他不希望别人知道。因为杨寰宇无法解释,他的有关核知识是从那里来的。
在见到这位风度翩翩的大科学家时,杨寰宇首先赞扬了玻尔博士创立的哥本哈根学派对物理学的贡献。这让尼尔斯·玻尔很是惊讶,他无法相信,在遥远的东方,一位出身军人的国家元首能了解到他创立不久的哥本哈根学派。在资讯尚不发达的年代,对非物理学界的人来说,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学派。但接下来的话就更让尼尔斯·玻尔感到吃惊了。
杨寰宇并不是单独接见的尼尔斯·玻尔,而是同时接见了正在与泊尔博士进行交流的所有华夏学者。而杨寰宇也即兴发表了一个讲话,围绕的中心是关于科学家的道德。在讲话里,杨寰宇强调,在进行科学研究时,科学家要有科学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就是说,科学家研究的科学项目,要有益于全人类的利益。
而且杨寰宇在讲话里,着重讲了四个方面。第一,科学家要杜绝功利主义的诱惑;第二,科学家要在察觉研发的项目对全人类会产生危害时,要勇于顶住政府的压力;第三,科学家要摒弃狭隘的利己主义和民族主义因素;第四,科学家要避免唯科学唯技术的狭隘的科技观念。
杨寰宇说讲的科学家的伦理道德并非是无的放矢,他知道他无法与尼尔斯·玻尔就相关的原子能方面做什么探讨,也无法直接向尼尔斯·玻尔提什么要求。所以,他才选择用这个话题来间接的提醒尼尔斯·玻尔,他的学生,和他在量子力学方面的同行们,在做相关研究时,不要去搞那些对全人类有害的研究。
虽然在座的学者们和尼尔斯·玻尔一样,并不知道杨寰宇这番话是有明确的指向。但杨寰宇的这些话,显然得到了他们一致的认同。只有陪同杨寰宇前来的束星北,对杨寰宇的这番话若有所思。这也是很正常的思维,束星北刚刚向俞大维谈及从尼尔斯·玻尔这里了解到的有关原子能武器的可能性,杨寰宇就匆忙飞来北京,拉着他和尼尔斯·玻尔坐在一起大谈有关科学家的伦理道德,他要是没想法才叫奇怪。
“总统阁下,我想请问,是否有益于全人类的利益,这个界限该怎么样来确认呢?”尼尔斯·玻尔问道。
“玻尔博士这个问题很好。到底怎么来确认我们所做的科技发明是否有益于全人类,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打个比方来说,例如诺贝尔奖的设立者诺贝尔先生,他发明的炸药,在民用上,用于矿山和工厂,他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益处,提高了人类的劳动效率。但这个发明用于军事用途,又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灾难和血腥。在战场上,带给人类更多的伤亡和痛苦。那么这个发明该怎样来评价?但我认为,这个发明还是对人类的益处更大些。一来,我们的很多发明创造,他的初衷都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为人类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源。当然他也用于了战场,可毕竟战争的时间是短暂的,更多时间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还是处于和平环境。而且,炸药虽然给人类带来了伤害,但他的危害范围还属于可控的。但我们应该也仅限于此,假如有对人类伤害更大的,用于军事用途的发明的话,我们就要好好考虑该不该把他发明出来了。毕竟象炸药这个东西,我们主要是用在战场上。象在西班牙内战那样,用炸弹去轰炸平民城市,我觉得那是该谴责的。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有一种武器发明出来,他不仅对战场上的军人带来巨大的伤害,也同时给平民带来巨大伤害的话,我认为这就要拷问发明他的科学家的良心了。”杨寰宇在这段话里,提及了炸药和炸弹,他希望尼尔斯·玻尔在听了这段话后,能自己引申联想到他提到的原子炸弹的研究上去。
核聚变理论虽然眼下还没提出来,但核裂变理论已经提出来。对于核裂变产生的能量也已经能够计算,与炸药相比,相同质量的核原料释放的能量,是炸药的2000万倍。杨寰宇不相信,这些科学家们对此没有预见性。而杨寰宇在说上面的话时,也明确肯定了炸药的发明首先是基于民用的。这可不像核武器,从他发明的那一刻起,就是明明白白的用于军事用途。
听了杨寰宇的这段话,束星北已经能确定,杨寰宇绝对是对原子武器有所了解,才特意安排了今天的行程。他不清楚为什么连他也懵懵懂懂的原子武器会引起杨寰宇这么大的反应。他计划着回去,一定要找些相关资料,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在座的尼尔斯·玻尔也同样陷入了沉默。不用说,杨寰宇的目的达到了,玻尔确实从这段话里,直接联想到了他的学生海森堡和费米。在他们写给玻尔的信里,都提到了核裂变反应所释放的巨大能量,而且不约而同的都提到了如果这种裂变反应应用到军事的话,对战争的影响力是翻天覆地的。那么,是否他的学生们,都没有顾虑到作为科学家的伦理道德呢?尼尔斯·玻尔觉得不能接受这种假设。但回想到之前杨寰宇提到的关于科学家伦理道德的四个方面,玻尔觉得,也还真的有这种可能性。
从海森堡的角度来说,作为德国人的服从性是世界闻名的,假若是政府下达命令,海森堡绝对会服从这个命令。而从费米的角度来说,或许唯科学唯技术的思想导致了他的好奇,这让他忽略了这一发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他觉得,有必要在回去后,给他的学生写信,提醒一下他们。
事实上,在杨寰宇的前世。主持美国曼哈顿计划的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现场目击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所展现的世界末日般情景时,他心里体验到的绝不仅仅是成功的喜悦,更有着对于其未来前景的难以抑制的恐惧和担忧,因为他清楚,这个孽障一旦被他从潘多拉魔盒中亲手“释放”出来,其对于人类生命价值的肆虐和威胁,就不再为他们所能控制掌握了。
而在两颗原子弹在日本投掷以后,造成巨大伤亡和毁坏,奥本海默心中的罪恶感就愈发难以解脱了,让奥本海默本对他所完成的工作有点惊惶失措,而在心中浮起了“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的感觉。以至于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在联合国大会上脱口而出:“总统先生,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之后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奥本海默则坦言:“无论是指责、讽刺或赞扬,都不能使物理学家摆脱本能的内疚,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这种知识本来不应当拿出来使用。”在罗伯特·奥本海默后来的生涯里,他和爱因斯坦一起,致力于反对美国继续研发氢弹,认为会引发核军备竞赛,危及人类安全。
不过,这在杨寰宇眼里,奥本海默并不能以此赎罪。他觉得,作为科学家,他应该对他研发的项目有足够的预见性。当原子弹还处在理论上的时候,他已经能够计算出核裂变说产生的能量释放的范围,对这一武器的威力有了理论上的认识。但他依然把他制造了出来。
而眼下,尼尔斯·玻尔的消息,又让杨寰宇处于一种选择之中,那就是华夏该怎么办?依着杨寰宇的本心,他绝对不想搞出这个东西出来。但他能阻止别人搞吗?如果这个世界依旧是美国率先把原子弹搞了出来,华夏想不搞出来都不行。当然,想要阻止也不是不可能,好在杨寰宇知道美国、德国、和英国、苏俄都是以那些人为主导,研发制造了原子弹。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就是派人去刺杀这些科学家们。当然这只能阻止一时而已,核裂变的理论既然已经存在,没了奥本海默和费米,依然还会有别人来继续这个研究。这样的刺杀虽然能延缓原子弹的研发,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毕竟杨寰宇没能力,把所有掌握这一理论的人全都杀光,把相关资料都付之一炬,这显然属于天方夜谭。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和前世一样,大家都搞,形成一种威慑,让谁也不敢率先使用。可这终究是要有人先用过,让别人感觉到了这个武器的威力,才会对此产生忌惮。上一世,这个倒霉蛋是日本,这一世呢?杨寰宇对总是遇到这样的选择感到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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