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8章 无题(3)
安禄山起兵时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加上一些汉兵,二十万不到。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庆绪与严庄、李猪儿串通,杀父安禄山,自立为帝,年号载初。命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等继续围太原。同年,长安为唐军收复,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至邺(今河北临漳),其部将李归仁率精锐及胡兵数万人,溃归范阳史思明。史思明后杀安庆绪并其部兵力达到20-30万。
唐朝围剿安禄山的兵力先是10万,后是20万。安庆绪为郭子仪等统兵20余万所围困,后增至60万,但由于肃宗的孱弱和猜忌,诸军不设统帅,以致战事久拖不下,次年春,叛军得史思明之助,大败唐九节度使之60万大军,其围遂解。宦官鱼朝恩谗毁,子仪被召还长安,解除兵权,处于闲官。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
伤亡前后双方大约为40多万。
在战争初期,叛军还是挺有凝聚力的。安禄山在东北经营十几年,东北军团的将领都是他一手提拔培养,士卒都是他一手招募训练,全军眼中只有大帅没有朝廷。在某些方面,安禄山难免让人想起后来的袁世凯。安禄山和袁世凯一样,在指挥作战上并没有特别杰出的表现,但在练兵方面有超一流能力。唐人所著《安禄山事迹》就说安禄山“躬自抚慰,曲宣威惠”,手下士卒“莫不乐输死节”。在这方面,郭子仪有其惠恩无其严酷,李光弼有其严酷无其惠恩,朔方军中里没有一个将领比得上他。
安禄山军团以契丹人和奚人为主力,他手下的大将也几乎全是番将,读者不要被这些人的名字给迷惑了,比如史思明是突厥人,孙孝哲和王武俊是契丹人,李宝臣和张孝忠是奚人,李怀仙是胡人。从这个角度看,安史之乱确是一支外族人的军事集团对汉人王朝的攻击。但从另一方面看,朔方军的士兵里也有将近一半是番兵,而将领中李光弼是契丹人,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倒是郭子仪是货真价实的汉人。所以这场战争的民族性也很难讲。
1-唐代弓骑兵,由于追求以高机动力战胜对手,盔甲对弓骑手而言是累赘,一般弓骑手都只穿小量盔甲,甚至不穿盔甲;2-唐代着甲骑兵
这次叛乱,本来赢的希望很小。安禄山的东北军团和朝廷的西北军团本就实力接近,但安禄山是叛军,打下来的地方要分兵驻守,不服的地方要分兵镇压,这一来就不免落了下风。安禄山一度陷入困境,大发牢骚:“你们都劝我造反,说是万无一失。现在万无一失在哪儿呢?”但是天上忽然掉下两千多斤的大馅饼。灵宝一战,形势完全改观。西北军团主力被歼,叛军完全占据了上风。整个安史之乱中,叛军有两次最接近胜利,这次是第一次。
结果出事了。事情出在安禄山身上。安禄山这个人真的很奇怪。他有能力,有野心,但似乎没有很执着的天命感,而成就大事的人往往都需要这种天命感。安禄山更像是个投机家。他在打下洛阳之后就急吼吼地称帝,国号大燕。可形势一旦恶化,他就几乎丧失信念,觉得完蛋了,要输了。而手下怎么来宽解他呢?手下说:“纵事不成,收取数万众,横行天下,为一盗跖,亦十年五岁矣”,安禄山听后大喜:“还是你能让我心里豁亮!”刚当上皇帝,就筹划着流落江湖当个土匪头子,苟延残喘个十年五年的,而且他对这个前景还“大喜”,怎么看都不像个有宏图大略的枭雄。他这还不光是个人性格,整个安史集团普遍有这个问题。叛军最喜欢的事就是抢东西,然后把抢来的东西运回范阳老家,表现得不像皇太极而像座山雕。这就和唐政府形成一个鲜明反差,安史集团军事效率更高,但是政治方面极度缺少规划,一副得过且过的样子,而唐政府在政治方面高度敏感,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军事效率。
而且安禄山还有病。他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身上长了很严重的疽疮,眼睛还失明了。造反起事不过一年多,身体就坏到了这个地步,确实让人觉得太过巧合,有些史家对此有过阴谋论式的推测。其实也未必,因为安禄山实在是太胖了。他体重据说有350斤,唐朝的“斤”比现在的一斤还要重,所以安禄山的体重差不多有400斤。他洗澡的时候都没法自己穿衣脱衣,必须两个人先托着他肚子,然后一个亲随跪在地上,一边拿脑袋顶着他肚子,一边给他系腰带。唐玄宗因此还特批他带随从进华清池洗澡。顺便说一句,就冲这个描述,我就不信杨贵妃和他能有暧昧。重口味也不能重到这个地步嘛。胖到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安禄山得什么病都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怎么到五十多岁才病发。安禄山得病后,性情大变,对手下人极其苛刻,情绪非常暴躁。这种暴躁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生理上的痛苦,另一方面也跟局势有关。在反叛最关键的时刻,他不能行动,眼睛还看不见了,这很可能迫使他重新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安庆绪是法定接班人,但性格懦弱,嘴巴也笨,据说讲话都讲不囫囵。安禄山本来就看不上他,原来这个问题还不急,现在自己变成这个样子,难免动了废立的心。
结果安庆绪提前下手了。这是一个叛军版的“马嵬坡之变”,不过更加残酷。唐朝皇室多少还有一套政治传统,做事要考虑政治上的影响,所以马嵬坡之变以妥协收场。但是安禄山领导的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胡人军事集团,双方都没有退路,安庆绪只能把安禄山杀掉。安禄山死的场面非常血腥,他手里攥着帐子惨呼大叫,肠子流了一床。
玄宗、肃宗父子间的斗争以权力的和平过渡结束,军队不乱,人心不散。但安禄山的死亡却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安庆绪弑父篡权,在法统上就站不住脚,他又远远没有父亲对军队的掌控能力。军队的凝集力明显开始下降。站在那些叛军大将的角度考虑,我们效忠大帅,但凭什么效忠大帅的这个逆子?又凭什么为这个平庸懦弱、口齿不清的安庆绪冲锋陷阵?何况大帅就是被他杀死的啊。他们勉强效忠安庆绪,也无非是因为大敌当前,集团必须有一个领头人而已。但是分裂的种子就此种下。如果还是拿袁世凯做一个比喻的话,安禄山死后的叛军集团就像是从“袁世凯时代”进入了“北洋时代”。
与此同时,安庆绪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当时几位大将正在太原围攻李光弼,安庆绪下令其他将领继续围攻,而抽掉史思明回范阳稳定大后方。在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但很快他就会明白这对他是何等致命。
1-建筑火光冲天,一名唐朝官员仓皇走出;2-唐朝皇家禁军身穿铠甲,所骑的马也披有精美具装(马的铠甲)。具装虽保护马的安全却限制了灵活度,所以战场上的马通常不会做这类打扮;3-唐朝禁军
两个集团的分裂
史思明可能是安禄山手下最能干的一个将领。但在叛乱开始的时候,安禄山并不太重用史思明,史思明也根本算不上什么二号人物。事实上,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关系不太好。有一次,安禄山和契丹人打仗的时候遭到败绩,他想找个替罪羊,就相中了史思明。史思明非常狡猾,躲在山里头不出来,等事情已经平息下来才出来见安禄山。这时安禄山不再需要替罪羊了,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还活着,我还担心什么?”安禄山起兵的时候,并没有带史思明南下;他留在北方的几个看家人,里头也没有史思明。他安排给史思明的工作是在河北进行扫荡工作。一开始,这个岗位并不太重要。谁知朔方军李光弼带着军队杀了进来,河北战区的地位变得非常重要,史思明地位日益上升。当然,他经常被李光弼打败,但是其他将领也被李光弼打败啊,谁能打得过李光弼?相比之下,史思明还算表现不错的呢。史思明正是在这个时期获得了独立成长的空间。相反,叛乱初期几个比较显眼的大将,比如崔乾佑、孙孝哲,反而因为身处前线,跟一把手捆绑得过于紧密,未能成长得起来。安禄山后来犹犹豫豫地封史思明做名义上的范阳留后,但没有让他回范阳,还是让他留下来跟李光弼继续打仗。
安庆绪让史思明返回范阳看家,这给了他一个最好的机会。叛军集团有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它的战线过于漫长,很容易分成两个轴心,一个是范阳轴心,一个是洛阳-长安的前线轴心。史思明北返后,这两个轴心的分裂开始表面化。叛军从来没有将河南、关中当成自己的土地,在那里他们一直保持过客的心态,能抢便抢,能杀便杀,显得极其残暴。当地居民对叛军非常仇视,这样的占领区很难为叛军提供强大的支持。叛军抢来的财宝统统往范阳运,结果范阳囤积了大量物资,而那里兵源补充也更为方便,同时又远离主战场,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范阳集团的力量慢慢占了上风。
安庆绪前有劲敌,后无强援,说是大燕国的皇帝,其实处境极其尴尬。公元758年,唐朝集结起力量来,对安庆绪集团发起进攻,把它彻底打残。安庆绪逃到邺城,被团团包围。史思明起兵救援,结果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相州战役。安庆绪得救后,史思明应该和他保持一个什么关系呢?史思明很简单地把他弄过来杀了,顺手把安禄山的其他四个儿子一块宰了,自己做了大燕皇帝。从这个事就能看出叛军是一个什么样的集团。按照历史上的惯例,史思明该把安庆绪供起来当个傀儡,哪怕你以“弑父”罪把他杀了,也该拥立一个安禄山的儿子当傀儡皇帝,然后慢慢地篡位。至少也要走个流程嘛,哪能这么说杀就杀?完全不讲什么政治合法性,就是赤裸裸的丛林规则。这要是搁在对面的唐朝,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说明叛军始终没有多少政治色彩,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不加掩饰的军事暴力集团。这样一个完全惟利是视的团体,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分裂。从政治角度看,叛军始终要比唐朝政府脆弱得多。
但是在军事上看,史思明还是很强大的。他不但击溃了唐军,还兼并了安庆绪军队的残余。范阳集团和前线集团获得了统一。史思明带着这支部队一路西进,在邙山击败了李光弼,一直打到陕州城下。《剑桥隋唐史》说“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在761年春通过与人合谋将他杀害,他很可能推翻唐朝”。这个说法可能高估了史思明的能力,但是这确实是除了灵宝之战后的那段巅峰期外,叛军最接近胜利的一次。
结果又出事了。还是老问题,父子关系。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并不凶险狡诈。按照史书记载,他是一个谦虚宽厚的人,对手下人很好,在军队里颇受欢迎。但也许正因为他太受欢迎了,可能反而引起父亲的猜忌。史思明非常残暴,动不动就屠城,对手下人也是说杀就杀。这样的一个人,看到儿子受军队爱戴,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但是他们的父子关系并不是一直就剑拔弩张。《安禄山事迹》记载过一个故事,史思明本来不怎么识字,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阵忽然喜欢上作诗了。史朝义当时被封为怀王,正和大将周贽在前线作战,史思明想要慰问一下,就送给他们俩一筐樱桃,看着樱桃还吟了一首诗:“樱桃一笼子,半赤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一个手下插嘴说:“不如改成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这样押韵。”诗人史思明不高兴了:“我不知道韵是何物!怎么能让我儿在周贽下头!”但到了后来,两人关系越来越坏,史思明跟当年的安禄山一样,觉得儿子没本事,动了换接班人的念头。史思明是想把接班人换成小儿子史朝清。这段日子里,史朝清则一直在后方,史朝义则在前方带兵苦战,按理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其实不然。人类心理往往就是这么奇怪,干多错多,史朝义越是打仗,父亲越是觉得他打得不好;史朝清越是在后方,父亲越觉得他一旦施展出来肯定不错。史思明不断挑儿子毛病,有次还恶狠狠地说:“俟克陕州,终斩此贼!”史朝义害怕了,在别人的怂恿下抢先下手。史思明被缢死前说:“你们杀我太早了!为什么不等我攻克长安?现在大事不成了!”
大事果然不成了。这几乎是4年前安庆绪弑父的翻版。它产生了同样的后果,新的范阳-华北集团和新的前线集团开始分裂。叛军集团勉强接受了他当新的大燕皇帝,但是河北的几位将领开始各自为政,不服号令。此时叛军实力其实超过了唐军,却失去了进攻能力。在前面的文章里,唐朝皇帝给人的印象好像相当讨人厌,整天玩弄政治权术,拖前线的后腿。但是看看叛军集团,我们就会知道:一个拥有政治合法性、拥有号召力的皇帝,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
《兵车行》,徐燕孙作于1956年,现藏中国美术馆。描绘玄宗时连年征战,士兵出征时与家人惜别的情景
两京易取,河北难收
昭觉寺之战后,史朝义一路逃窜,仆固怀恩穷追不舍。史朝义连战连败,越来越像一条落水狗。唐朝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究”,就盯准了史朝义一个人穷追猛打。所以河北诸将们大多袖手旁观,看着这条落水狗在水里挣扎。史朝义终于奔回范阳老巢时,这个老巢已经容不下他。这个被众人抛弃的大燕皇帝只好自缢身亡。
唐朝和河北叛军达成了和解。他们向唐政府宣誓效忠,同时保留自己在河朔的地盘,不受中央政府控制。战争双方其实都没有赢,也都没有输。唐朝坐稳了江山,叛军则得到了一大块土地。打了8年仗,最后弄到这么窝窝囊囊的结局,难怪很多史学家感叹唐政府的短视,导致后患无穷。是啊,为什么不再加把劲儿呢?为什么不再趁着大好形势再剿一把呢?有人说这都怪仆固怀恩,他明明已经能打下河北了,却要养寇自重,所以才弄出这么个和解方案来。
这种想法其实高估了唐军的实力。说到这里,首先牵涉到一个问题:安史之乱为什么打了8年?在安禄山刚起兵的时候,这场战争确实不需要打8年。当时唐朝力量占据优势。河西、陇右军团能和安禄山的主力抗衡,河朔军还能出兵河北,如果应对得当的话,唐军确有可能在一两年内结束叛乱。但是灵宝战后,问题就不是几年能结束叛乱了,而是能不能结束叛乱。
河西、陇右军团被歼灭,这个损失一直到最后也没能被弥补。唐政府方面占地虽广,但整个江淮以南都没有被真正军事化,只能提供财政支持,在军事方面则自保有余,却无力对叛军发起进攻。唐军主要力量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朔方军主力,朔方军的一个支系河东军,再加上从敌人那里逃过来的一支平卢军,这支力量并不太强。在八年战争中,双方实力虽有所消长,但是总体来说,只要叛军联合起来,唐军就打不赢。史思明把叛军两个集团整合起来,就能横扫唐军直逼关中。只要叛军分裂为河北集团和前线集团,唐军只盯着前线集团打,就能打赢。也就是说,灵宝战后唐军始终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叛军则始终被分裂的问题所困扰。昭觉寺战役后,叛军的前线集团损失极大,接近消亡,敌军只剩下了一个集团,这时唐军又恢复了优势。但即便如此,河北集团也不是大家想象中苟延残喘的强弩之末。它的实力依旧和唐军比较接近。
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是个非常特殊的地区。陈寅恪先生对它做过专门的研究,指出这里有强烈的“胡化”倾向,和唐朝内地截然不同。这里种族混杂,民风剽悍,妇女儿童都能弯弓射箭,可以说是唐帝国内最具军事潜力的一个地区。如果看后来的唐代史,更会对河朔地区的战斗力有深刻印象。这里的士兵往往能以几州之地,和整个唐朝政府对抗。而以后来的契丹帝国之强,一个幽州藩镇就能独自把它阻挡于边境之外。而且这个地区对叛军是相当支持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叛军倒行逆施,哪里会有人民的支持?叛军在占领区确实极其残暴,形同野兽,比政府军要恶劣得多,当地居民肯定痛恨叛军。但是在安史集团的老巢,人们对安禄山等人往往相当推崇,甚至接近于宗教式的膜拜。直到叛乱结束很久以后,河北民间还有很多人称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安史旧将、首任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了讨好军情民意,甚至把安庆绪和史朝义也加进去,弄了个“四圣”。河朔地区对中央政府的敌对情绪,由此也可见一斑。
正如黄永年先生在《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说的:“两京易取,河北难收”。这样的一个地区,哪里是容易平定的?何况唐军的实力还远谈不上雄厚呢。昭觉寺之战已是险胜,要一鼓作气扫清河朔,谈何容易?当时仅范阳的李怀仙就握有5万军队,加上其他军阀,可以凑出十多万大军。仆固怀恩攻进河北时手中军队不过一两万,哪有力量真去剿清叛军?即便唐军主力挥师北上,恐怕也非一两年可以成功。仆固怀恩确实太想立功,唐政府也确实妥协得太痛快,但是这个结局并非是某个人的蠢笨或者阴险所致,它主要还是实力对比的结果。叛军祭出了首领的头颅,唐朝牺牲了河朔的土地,双方这样勉勉强强地共存了下来。
请收藏本站:https://www.bglo.cc。笔趣阁手机版:https://m.bglo.cc
唐朝围剿安禄山的兵力先是10万,后是20万。安庆绪为郭子仪等统兵20余万所围困,后增至60万,但由于肃宗的孱弱和猜忌,诸军不设统帅,以致战事久拖不下,次年春,叛军得史思明之助,大败唐九节度使之60万大军,其围遂解。宦官鱼朝恩谗毁,子仪被召还长安,解除兵权,处于闲官。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
伤亡前后双方大约为40多万。
在战争初期,叛军还是挺有凝聚力的。安禄山在东北经营十几年,东北军团的将领都是他一手提拔培养,士卒都是他一手招募训练,全军眼中只有大帅没有朝廷。在某些方面,安禄山难免让人想起后来的袁世凯。安禄山和袁世凯一样,在指挥作战上并没有特别杰出的表现,但在练兵方面有超一流能力。唐人所著《安禄山事迹》就说安禄山“躬自抚慰,曲宣威惠”,手下士卒“莫不乐输死节”。在这方面,郭子仪有其惠恩无其严酷,李光弼有其严酷无其惠恩,朔方军中里没有一个将领比得上他。
安禄山军团以契丹人和奚人为主力,他手下的大将也几乎全是番将,读者不要被这些人的名字给迷惑了,比如史思明是突厥人,孙孝哲和王武俊是契丹人,李宝臣和张孝忠是奚人,李怀仙是胡人。从这个角度看,安史之乱确是一支外族人的军事集团对汉人王朝的攻击。但从另一方面看,朔方军的士兵里也有将近一半是番兵,而将领中李光弼是契丹人,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倒是郭子仪是货真价实的汉人。所以这场战争的民族性也很难讲。
1-唐代弓骑兵,由于追求以高机动力战胜对手,盔甲对弓骑手而言是累赘,一般弓骑手都只穿小量盔甲,甚至不穿盔甲;2-唐代着甲骑兵
这次叛乱,本来赢的希望很小。安禄山的东北军团和朝廷的西北军团本就实力接近,但安禄山是叛军,打下来的地方要分兵驻守,不服的地方要分兵镇压,这一来就不免落了下风。安禄山一度陷入困境,大发牢骚:“你们都劝我造反,说是万无一失。现在万无一失在哪儿呢?”但是天上忽然掉下两千多斤的大馅饼。灵宝一战,形势完全改观。西北军团主力被歼,叛军完全占据了上风。整个安史之乱中,叛军有两次最接近胜利,这次是第一次。
结果出事了。事情出在安禄山身上。安禄山这个人真的很奇怪。他有能力,有野心,但似乎没有很执着的天命感,而成就大事的人往往都需要这种天命感。安禄山更像是个投机家。他在打下洛阳之后就急吼吼地称帝,国号大燕。可形势一旦恶化,他就几乎丧失信念,觉得完蛋了,要输了。而手下怎么来宽解他呢?手下说:“纵事不成,收取数万众,横行天下,为一盗跖,亦十年五岁矣”,安禄山听后大喜:“还是你能让我心里豁亮!”刚当上皇帝,就筹划着流落江湖当个土匪头子,苟延残喘个十年五年的,而且他对这个前景还“大喜”,怎么看都不像个有宏图大略的枭雄。他这还不光是个人性格,整个安史集团普遍有这个问题。叛军最喜欢的事就是抢东西,然后把抢来的东西运回范阳老家,表现得不像皇太极而像座山雕。这就和唐政府形成一个鲜明反差,安史集团军事效率更高,但是政治方面极度缺少规划,一副得过且过的样子,而唐政府在政治方面高度敏感,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军事效率。
而且安禄山还有病。他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身上长了很严重的疽疮,眼睛还失明了。造反起事不过一年多,身体就坏到了这个地步,确实让人觉得太过巧合,有些史家对此有过阴谋论式的推测。其实也未必,因为安禄山实在是太胖了。他体重据说有350斤,唐朝的“斤”比现在的一斤还要重,所以安禄山的体重差不多有400斤。他洗澡的时候都没法自己穿衣脱衣,必须两个人先托着他肚子,然后一个亲随跪在地上,一边拿脑袋顶着他肚子,一边给他系腰带。唐玄宗因此还特批他带随从进华清池洗澡。顺便说一句,就冲这个描述,我就不信杨贵妃和他能有暧昧。重口味也不能重到这个地步嘛。胖到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安禄山得什么病都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怎么到五十多岁才病发。安禄山得病后,性情大变,对手下人极其苛刻,情绪非常暴躁。这种暴躁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生理上的痛苦,另一方面也跟局势有关。在反叛最关键的时刻,他不能行动,眼睛还看不见了,这很可能迫使他重新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安庆绪是法定接班人,但性格懦弱,嘴巴也笨,据说讲话都讲不囫囵。安禄山本来就看不上他,原来这个问题还不急,现在自己变成这个样子,难免动了废立的心。
结果安庆绪提前下手了。这是一个叛军版的“马嵬坡之变”,不过更加残酷。唐朝皇室多少还有一套政治传统,做事要考虑政治上的影响,所以马嵬坡之变以妥协收场。但是安禄山领导的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胡人军事集团,双方都没有退路,安庆绪只能把安禄山杀掉。安禄山死的场面非常血腥,他手里攥着帐子惨呼大叫,肠子流了一床。
玄宗、肃宗父子间的斗争以权力的和平过渡结束,军队不乱,人心不散。但安禄山的死亡却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安庆绪弑父篡权,在法统上就站不住脚,他又远远没有父亲对军队的掌控能力。军队的凝集力明显开始下降。站在那些叛军大将的角度考虑,我们效忠大帅,但凭什么效忠大帅的这个逆子?又凭什么为这个平庸懦弱、口齿不清的安庆绪冲锋陷阵?何况大帅就是被他杀死的啊。他们勉强效忠安庆绪,也无非是因为大敌当前,集团必须有一个领头人而已。但是分裂的种子就此种下。如果还是拿袁世凯做一个比喻的话,安禄山死后的叛军集团就像是从“袁世凯时代”进入了“北洋时代”。
与此同时,安庆绪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当时几位大将正在太原围攻李光弼,安庆绪下令其他将领继续围攻,而抽掉史思明回范阳稳定大后方。在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但很快他就会明白这对他是何等致命。
1-建筑火光冲天,一名唐朝官员仓皇走出;2-唐朝皇家禁军身穿铠甲,所骑的马也披有精美具装(马的铠甲)。具装虽保护马的安全却限制了灵活度,所以战场上的马通常不会做这类打扮;3-唐朝禁军
两个集团的分裂
史思明可能是安禄山手下最能干的一个将领。但在叛乱开始的时候,安禄山并不太重用史思明,史思明也根本算不上什么二号人物。事实上,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关系不太好。有一次,安禄山和契丹人打仗的时候遭到败绩,他想找个替罪羊,就相中了史思明。史思明非常狡猾,躲在山里头不出来,等事情已经平息下来才出来见安禄山。这时安禄山不再需要替罪羊了,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还活着,我还担心什么?”安禄山起兵的时候,并没有带史思明南下;他留在北方的几个看家人,里头也没有史思明。他安排给史思明的工作是在河北进行扫荡工作。一开始,这个岗位并不太重要。谁知朔方军李光弼带着军队杀了进来,河北战区的地位变得非常重要,史思明地位日益上升。当然,他经常被李光弼打败,但是其他将领也被李光弼打败啊,谁能打得过李光弼?相比之下,史思明还算表现不错的呢。史思明正是在这个时期获得了独立成长的空间。相反,叛乱初期几个比较显眼的大将,比如崔乾佑、孙孝哲,反而因为身处前线,跟一把手捆绑得过于紧密,未能成长得起来。安禄山后来犹犹豫豫地封史思明做名义上的范阳留后,但没有让他回范阳,还是让他留下来跟李光弼继续打仗。
安庆绪让史思明返回范阳看家,这给了他一个最好的机会。叛军集团有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它的战线过于漫长,很容易分成两个轴心,一个是范阳轴心,一个是洛阳-长安的前线轴心。史思明北返后,这两个轴心的分裂开始表面化。叛军从来没有将河南、关中当成自己的土地,在那里他们一直保持过客的心态,能抢便抢,能杀便杀,显得极其残暴。当地居民对叛军非常仇视,这样的占领区很难为叛军提供强大的支持。叛军抢来的财宝统统往范阳运,结果范阳囤积了大量物资,而那里兵源补充也更为方便,同时又远离主战场,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范阳集团的力量慢慢占了上风。
安庆绪前有劲敌,后无强援,说是大燕国的皇帝,其实处境极其尴尬。公元758年,唐朝集结起力量来,对安庆绪集团发起进攻,把它彻底打残。安庆绪逃到邺城,被团团包围。史思明起兵救援,结果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相州战役。安庆绪得救后,史思明应该和他保持一个什么关系呢?史思明很简单地把他弄过来杀了,顺手把安禄山的其他四个儿子一块宰了,自己做了大燕皇帝。从这个事就能看出叛军是一个什么样的集团。按照历史上的惯例,史思明该把安庆绪供起来当个傀儡,哪怕你以“弑父”罪把他杀了,也该拥立一个安禄山的儿子当傀儡皇帝,然后慢慢地篡位。至少也要走个流程嘛,哪能这么说杀就杀?完全不讲什么政治合法性,就是赤裸裸的丛林规则。这要是搁在对面的唐朝,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说明叛军始终没有多少政治色彩,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不加掩饰的军事暴力集团。这样一个完全惟利是视的团体,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分裂。从政治角度看,叛军始终要比唐朝政府脆弱得多。
但是在军事上看,史思明还是很强大的。他不但击溃了唐军,还兼并了安庆绪军队的残余。范阳集团和前线集团获得了统一。史思明带着这支部队一路西进,在邙山击败了李光弼,一直打到陕州城下。《剑桥隋唐史》说“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在761年春通过与人合谋将他杀害,他很可能推翻唐朝”。这个说法可能高估了史思明的能力,但是这确实是除了灵宝之战后的那段巅峰期外,叛军最接近胜利的一次。
结果又出事了。还是老问题,父子关系。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并不凶险狡诈。按照史书记载,他是一个谦虚宽厚的人,对手下人很好,在军队里颇受欢迎。但也许正因为他太受欢迎了,可能反而引起父亲的猜忌。史思明非常残暴,动不动就屠城,对手下人也是说杀就杀。这样的一个人,看到儿子受军队爱戴,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但是他们的父子关系并不是一直就剑拔弩张。《安禄山事迹》记载过一个故事,史思明本来不怎么识字,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阵忽然喜欢上作诗了。史朝义当时被封为怀王,正和大将周贽在前线作战,史思明想要慰问一下,就送给他们俩一筐樱桃,看着樱桃还吟了一首诗:“樱桃一笼子,半赤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一个手下插嘴说:“不如改成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这样押韵。”诗人史思明不高兴了:“我不知道韵是何物!怎么能让我儿在周贽下头!”但到了后来,两人关系越来越坏,史思明跟当年的安禄山一样,觉得儿子没本事,动了换接班人的念头。史思明是想把接班人换成小儿子史朝清。这段日子里,史朝清则一直在后方,史朝义则在前方带兵苦战,按理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其实不然。人类心理往往就是这么奇怪,干多错多,史朝义越是打仗,父亲越是觉得他打得不好;史朝清越是在后方,父亲越觉得他一旦施展出来肯定不错。史思明不断挑儿子毛病,有次还恶狠狠地说:“俟克陕州,终斩此贼!”史朝义害怕了,在别人的怂恿下抢先下手。史思明被缢死前说:“你们杀我太早了!为什么不等我攻克长安?现在大事不成了!”
大事果然不成了。这几乎是4年前安庆绪弑父的翻版。它产生了同样的后果,新的范阳-华北集团和新的前线集团开始分裂。叛军集团勉强接受了他当新的大燕皇帝,但是河北的几位将领开始各自为政,不服号令。此时叛军实力其实超过了唐军,却失去了进攻能力。在前面的文章里,唐朝皇帝给人的印象好像相当讨人厌,整天玩弄政治权术,拖前线的后腿。但是看看叛军集团,我们就会知道:一个拥有政治合法性、拥有号召力的皇帝,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
《兵车行》,徐燕孙作于1956年,现藏中国美术馆。描绘玄宗时连年征战,士兵出征时与家人惜别的情景
两京易取,河北难收
昭觉寺之战后,史朝义一路逃窜,仆固怀恩穷追不舍。史朝义连战连败,越来越像一条落水狗。唐朝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究”,就盯准了史朝义一个人穷追猛打。所以河北诸将们大多袖手旁观,看着这条落水狗在水里挣扎。史朝义终于奔回范阳老巢时,这个老巢已经容不下他。这个被众人抛弃的大燕皇帝只好自缢身亡。
唐朝和河北叛军达成了和解。他们向唐政府宣誓效忠,同时保留自己在河朔的地盘,不受中央政府控制。战争双方其实都没有赢,也都没有输。唐朝坐稳了江山,叛军则得到了一大块土地。打了8年仗,最后弄到这么窝窝囊囊的结局,难怪很多史学家感叹唐政府的短视,导致后患无穷。是啊,为什么不再加把劲儿呢?为什么不再趁着大好形势再剿一把呢?有人说这都怪仆固怀恩,他明明已经能打下河北了,却要养寇自重,所以才弄出这么个和解方案来。
这种想法其实高估了唐军的实力。说到这里,首先牵涉到一个问题:安史之乱为什么打了8年?在安禄山刚起兵的时候,这场战争确实不需要打8年。当时唐朝力量占据优势。河西、陇右军团能和安禄山的主力抗衡,河朔军还能出兵河北,如果应对得当的话,唐军确有可能在一两年内结束叛乱。但是灵宝战后,问题就不是几年能结束叛乱了,而是能不能结束叛乱。
河西、陇右军团被歼灭,这个损失一直到最后也没能被弥补。唐政府方面占地虽广,但整个江淮以南都没有被真正军事化,只能提供财政支持,在军事方面则自保有余,却无力对叛军发起进攻。唐军主要力量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朔方军主力,朔方军的一个支系河东军,再加上从敌人那里逃过来的一支平卢军,这支力量并不太强。在八年战争中,双方实力虽有所消长,但是总体来说,只要叛军联合起来,唐军就打不赢。史思明把叛军两个集团整合起来,就能横扫唐军直逼关中。只要叛军分裂为河北集团和前线集团,唐军只盯着前线集团打,就能打赢。也就是说,灵宝战后唐军始终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叛军则始终被分裂的问题所困扰。昭觉寺战役后,叛军的前线集团损失极大,接近消亡,敌军只剩下了一个集团,这时唐军又恢复了优势。但即便如此,河北集团也不是大家想象中苟延残喘的强弩之末。它的实力依旧和唐军比较接近。
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是个非常特殊的地区。陈寅恪先生对它做过专门的研究,指出这里有强烈的“胡化”倾向,和唐朝内地截然不同。这里种族混杂,民风剽悍,妇女儿童都能弯弓射箭,可以说是唐帝国内最具军事潜力的一个地区。如果看后来的唐代史,更会对河朔地区的战斗力有深刻印象。这里的士兵往往能以几州之地,和整个唐朝政府对抗。而以后来的契丹帝国之强,一个幽州藩镇就能独自把它阻挡于边境之外。而且这个地区对叛军是相当支持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叛军倒行逆施,哪里会有人民的支持?叛军在占领区确实极其残暴,形同野兽,比政府军要恶劣得多,当地居民肯定痛恨叛军。但是在安史集团的老巢,人们对安禄山等人往往相当推崇,甚至接近于宗教式的膜拜。直到叛乱结束很久以后,河北民间还有很多人称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安史旧将、首任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了讨好军情民意,甚至把安庆绪和史朝义也加进去,弄了个“四圣”。河朔地区对中央政府的敌对情绪,由此也可见一斑。
正如黄永年先生在《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说的:“两京易取,河北难收”。这样的一个地区,哪里是容易平定的?何况唐军的实力还远谈不上雄厚呢。昭觉寺之战已是险胜,要一鼓作气扫清河朔,谈何容易?当时仅范阳的李怀仙就握有5万军队,加上其他军阀,可以凑出十多万大军。仆固怀恩攻进河北时手中军队不过一两万,哪有力量真去剿清叛军?即便唐军主力挥师北上,恐怕也非一两年可以成功。仆固怀恩确实太想立功,唐政府也确实妥协得太痛快,但是这个结局并非是某个人的蠢笨或者阴险所致,它主要还是实力对比的结果。叛军祭出了首领的头颅,唐朝牺牲了河朔的土地,双方这样勉勉强强地共存了下来。
请收藏本站:https://www.bglo.cc。笔趣阁手机版:https://m.bglo.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