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6章 母后的心事
小玉儿瘫倒在袁承志身上,享受着袁承志身体上肌肉的脉动,袁承志抚弄着她的娇臀,轻轻一拍,也是玩个不住,直弄得小玉儿嘤咛连声,过了一会儿,小玉儿忽然啜泣起来,声音呜咽,只是饮泣却不敢大声哭出来。xiangcun乡村
“咦?怎么了?”袁承志不知道小玉儿犯了哪门子邪,连忙扶正了她的娇面,柔声问道。
“呜……”小玉儿仍然饮泣,珠泪滚落,并不说话。其实,她的内心深处,正在想如今自己受到的冷落,和袁承志给予她的极端幸福,如果没有嫡福晋这个身份,她肯定就要跟了袁承志去了,可是,如今自己的丈夫还在,这不是令她为难的事情么?
“玉儿宝贝儿,你有什么为难之事,我身为太子,还能够帮你解决的,不要哭好不好?”袁承志温柔如斯,更是令小玉儿拿他跟多尔滚相比较之下,得出结论:一个女人,一辈子图的什么?不就是夫妻和美,幸福一生么?什么身份地位,与己何干?于是小玉儿哭得更凶了。
直到半个时辰之后,小玉儿把袁承志胸前哭得湿淋淋的,才慢慢收住了眼泪,羞涩地帮袁承志擦拭着胸前的湿痕。
“玉儿宝贝儿,你到底有什会么事情如此为难?”袁承志伸手抚住她一对柔软玉-乳,柔声询问。
“没……没事,我只是感伤自己的遭遇罢了。”小玉儿眼角依然泪痕宛然,一双玉手在袁承志身上用丝巾擦拭着。
“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告诉我,我一定给你做主!就算是多尔滚……哼,我也不会放过他!”袁承志沉声道。
“不……太子爷,奴婢恳请太子爷放过王爷。”小玉儿俯身抱住袁承志,心想:既然跟这个冤家有了这么一回,难道自己身来女人还能逃脱他的摩掌么?既然自己无力反抗,就慢慢享受着生活的幸福吧。于是小玉儿露出妩媚的笑容,轻吻着袁承志的嘴巴,柔声说道:“太子爷,求你不要把王爷怎么样,我……我跟了你就是了。”
“好!改天我想你的时候,就由太后下旨,召你进宫说话。”袁承志邪恶地说道。
“太后?”小玉儿忽然想起,自己的姐姐大玉儿,本是皇后啊,这皇帝一死,她就是太后了,这才释然,“好,我随时听候太子的差遣。”用玉-乳摩擦着袁承志的胸前,这回倒还真是放得开了。
“好吧,宝贝儿,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的。”袁承志起身,穿好衣服,拍了拍小玉儿的柔肩,小玉儿却是蓦然将他一把抱住,两人来了一个法式热吻,在小玉儿的依依不舍的目光中,袁承志闪身出门,一掠上了房,顿时胸中意气风发,没想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此容易就做成了!
回到太子宫,博氏早已睡熟,袁承志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天就已经大亮,袁承志起身来到小院里,练习着自己的武功,忽然一只飞鸽从空中落下,袁承志手一招,停在他的肩头,这鸽子当然都是训练好的信鸽,取出其中的消息时,袁承志不由陷入沉思。
原来,北京城发生的一件大事,正预示着大明王朝的危局已成,这封密信说的就是这件事,虽然简单,可是在袁承志这个明史专家眼里,自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朱由检对官僚队伍中的“南党”、“北党”的认识,预示着两党的魁首吴甡、周延儒成为矛盾的焦点,这位崇祯皇帝早已有戒备之心。
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占襄阳、承天,形势危急,朱由检命令内阁次辅吴甡前往湖广督师,收复失地。吴甡深知这个使命难以完成,故意拖延时间,迟迟不肯动身,结果落得个致仕(退休)的处分。
内阁首辅周延儒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朝秘密和谈的事机泄漏,周延儒明明知道这是皇帝默许的重大举措,却明哲保身,不愿意挺身承担责任。朱由检对此十分不满,但又不便把事情摊到桌面上来,很是郁闷。他在和亲信大臣谈到周延儒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恨其太使乖!”
所谓“太使乖”,含义是多方面的,用来刻画周延儒的秉性,可谓入木三分。它的意思大体是,过于精明,过于狡猾,过于算计,不愿意挺身而出,不愿意挽狂澜于既倒,不愿意牺牲自我以顾全大局。“太使乖”这三个字,把先前“还是他好”的赞誉,抵消了大半。周延儒在和内阁次辅蒋德璟交谈时,得知皇帝的这一评语,他对蒋德璟道出了内心的秘密:为这样的英主办事,不使乖是不行的。在周延儒看来,“使乖”是为了保住乌纱帽,结果适得其反。这也许是善于“使乖”者不曾料到的结局吧!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初四日,清军越过长城的墙子岭要塞南下,五天以后,京师戒严。满洲铁骑纵横驰骋,华北一片兵荒马乱,作为中央政府第一把手的周延儒,没有积极谋划退敌的方略,显得惊惶失措,一筹莫展,居然效法杨嗣昌的故伎,召集几百个和尚、道士,在石虎胡同口搞了一个“大法道场”,齐声朗诵《法华经》。企图用这种方法迫使清军撤退,当然是痴心妄想,后来清军的撤退,完全是战略目的实现以后的主动行为,与“大法道场”无关。
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初三日,朝廷获悉清军在饱掠以后准备北撤的消息。两天后,朱由检召见周延儒等内阁辅臣,声色俱厉地说:朕欲亲征!这句话把他对于时局的忧虑,对于内阁的不满,曲折地表达了出来,使内阁辅臣大吃一惊。
周延儒赶忙跪在地上表示:臣愿意代替皇上亲征。朱由检不表态,自顾自抬头仰视,频频摇头。
次辅陈演也跪下来请求:首辅事务繁忙,臣可以代替皇上亲征。朱由检仍不开口,只顾摇头。
次辅蒋德璟也跪下来说:臣其实可以去。朱由检还是大摇其头。
机敏的周延儒有所领悟,再次请求到前线去指挥作战。朱由检这才冷笑道:先生果然愿意去?朕在宫中作过占卜,此时此刻最为合适,你一出宫门,不要回头,一直向东前行。并且交代他,以内阁首辅身份督师,阻断敌军归路,务必全歼。
周延儒知道,在此之前吴甡受命督师故意拖延时间,皇上非常气愤;他不想重蹈覆辙,立即行动。这是他的机敏之处。然而,他没有驰驱战场的经历,指挥打仗毕竟是外行,何况对手是所向披靡的满洲铁骑!他不想冒着枪林弹雨去为国捐躯,这是他过于精明之处,也就是“太使乖”的秉性使然,结果把一幕喜剧演成了一幕悲剧。
当他赶到通州时,东起天津,西至涿鹿,三百多里范围内,清军把掠夺来的物资,车载骡驮,浩浩荡荡北撤。明朝军队根本不敢阻击,只是在远近城楼上不停地鸣炮恫吓而已。这当然是周延儒的主意——避免与清军直接交战;他自己则躲在通州城内,每天忙于和幕僚、随从、统兵将领举办宴会。前来“勤王”的四总兵——刘泽清、唐通、周遇吉、黄得功,轮流在绛色幕帐内大摆筵席,宴请督师大学士及随征四大臣——方士亮、蒋拱宸、尹民兴、刘嘉绩。随征四大臣又回请四总兵,“陪酌”督师大学士。
周延儒就是如此这般在筵席上面“督师”的。每天午后,督师衙门开门办公,收受文书;晚上和次日早晨,两次起草“捷报”,向宫中传递。当时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督师大学士周延儒:虏畏炎熇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驮回。
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说的是周延儒名为督师,却从来没有视察前线,犒赏将士,他的所谓“督师”,是在耍弄政治手腕。为了慰藉皇帝,不断谎报军情,诡称捷报频传。
他的那些“捷报”全是假的。谈迁在《国榷》中指出,如果周延儒真心要报效国家,在险要关隘布置伏兵,另外分兵从后面追击,孤军深入、疲惫不堪的清军势必遭到重创。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大量军队尾随在清军后面,放纵他们出塞北上。无怪乎当时有人怀疑周延儒是不是接受了清军统帅的重贿,故意假道放行。这种怀疑显然没有根据,周延儒再奸佞,也不至于做出叛国的事情。但是,如此精明的他,居然在皇帝眼皮底下,谎报军情,实在匪夷所思,或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吧!
周延儒此人太精明,太不老实,自以为占了便宜,其实是最大的吃亏。他也不想一想,如此众目睽睽之下的战争动态,老是谎报军情,难道不会露出破绽?朱由检并非昏君,那么容易欺骗?他早就有所布置,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派出的情报人员,就在前线,他们打探到真实情况,通过司礼监太监报告给皇帝,所以朱由检了如指掌。他对周延儒竟敢以谎报军情的手法,欺君罔上,大为恼怒,下令五军都督府、兵部官员组成军事法庭,对周延儒“蒙蔽推诿”的案情进行审查。审查虽然是“背靠背”进行的,毕竟受审查的对象是政府首脑,军事法庭不敢对周延儒严加惩处。
周延儒自己深知罪行严重,正惴惴不安地“席藁待罪”,为了免于一死,自己向皇帝请求流放边疆。
令人不解的是,皇帝下了一道措辞极其温和的圣旨:“卿报国尽忱,终始勿替,许驰驿归,赐路费百金,以彰保全优礼之意。”这道圣旨是让他体面地致仕(退休),为了保全对他的恩宠,还赏赐路费,由官方的驿站送他回归宜兴老家。当有关部门的审查报告送上,请皇帝批示时,他回答说:周延儒功大于罪,不必再议了。
就这样,已经做好流放打算的周延儒,居然侥幸逃过一劫,得以衣锦荣归了。
难道周延儒从此就可以优游林下,避开了么?
这很难说,恐怕凶多吉少。此人复出后固然做了一些好事,但是秉性难改,私心太重,过于贪婪,一旦下台,言官们决不会放过他。正如李清《三垣笔记》所说,有识之士以为,周延儒应酬交际太滥,门生故旧有所请求,很少有不答应的;他又熟于世故,讲究情面,热衷于权钱交易,对于贿赂是来者不拒。一旦事发,必将面临两难选择,如果遵纪守法势必遭来怨恨,如果徇私枉法必将连累自己,二者必居其一。李清也算是周延儒的门生故旧,了解他的为人,在他势力最为显赫的时候所作的预测,日后果然应验了。然而,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是机敏过人的周延儒始料不及的。
突破口就是周延儒的门生范志完。志大才疏的范志完,凭借“座主”周延儒的权势而飞黄腾达,由山西巡抚晋升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各镇军务;以后又以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辽东宁远军务兼辽东巡抚,不久又兼任蓟州、昌平、通州、登州、天津等处总督。也就是说,辽东、山海关内外、京津地区的防务,完全交给一个总督,这是极不明智的。当年袁崇焕这样的干才尚且难以尽责,何况范志完是一个大言不惭毫无军事才能的人!为什么周延儒会把如此重要的岗位交给范志完,其中必然有不可告人的内幕交易。一旦事发,这两个人都难以辞其咎。
果然,清军从长城的墙子岭要塞突破,攻陷蓟州、北京附近地区。这是范志完的重大渎职事故,官员们弹劾他疏于防范、贪婪无能,要求严加惩处。朱由检考虑到敌军未退,责令他戴罪立功。但是他戴罪而不立功,胆怯之极,始终不敢与清军决战,听任他的军队尾随清军,到处抢掠。
山东武德道兵备佥事雷演祚向朝廷揭发,范志完纵兵掠、克扣军饷,贪腐渎职,就是这样一个无德无才之徒,通过勾结“大党”,从一个小官骤然升为总督。如果没有周延儒这个“大党”为后盾是不可想象的。他把矛头指向周延儒:“座主当朝,罔利曲庇,只手有燎原之势,片语操生死之权,称功颂德,遍于班联。”朱由检召见雷演祚,当面听取他的揭发,下令逮捕范志完。
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初八日,朱由检召开御前会议,要雷演祚与范志完当面对质。
朱由检问雷演祚,他奏疏中所说“称功颂德,遍于班联”指的是谁?
雷演祚回答,是周延儒。并且说,周延儒招权纳贿,自以为有功,乘考选科道官之机,网罗门生。通过幕僚董献廷之手,卖官鬻爵,凡是求得巡抚、总兵官职的,先行贿董献廷,用两根玉带、十三颗珍珠作为暗号;如果成功,便有巨额贿赂送到周延儒家中。
御前会议的结果,范志完因纵兵掠、贿赂朝廷政要等罪状,判处死刑。由于牵涉周延儒“招权纳贿”的种种劣迹,朱由检决心查个水落石出。
兵科给事中郝揭发吏部文选司郎中吴昌时,作为周延儒的干儿义子,窃权附势,纳贿行私,凡是内阁票拟、国家机密,事事都预先知道。这不仅渎职,而且过于肆无忌惮。郝如此分析周延儒的内心世界:由于过多而无法刚直,虽然智谋足以掩盖过失,毕竟缺乏谋国的忠心;一心想依附于君子,而又不肯屏弃小人。面对忠直之人表面援护,而实质疏远;面对邪佞之人表面亵慢,而实质亲昵。因此辜负皇上知遇之恩,耽误封疆安危。他的结论是:周延儒是天下的罪人,吴昌时又是周延儒的罪人。
这话一点也不错。吴昌时这个复社成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连他的同社盟友吴伟业也说,此人过于贪利,醉心于升官发财,自以为协助周延儒复出有功,专擅权势,周延儒反而为他所累。
御史蒋拱宸的揭发更加令人震惊。吴昌时作为周延儒的亲信,与董廷献狼狈为奸,贪赃难以数计。有一场科举考试,周延儒录取了不少亲戚以及用重贿买通关节的人,都是吴昌时为周延儒经办的。周延儒的弟弟周肖儒、儿子周奕封公然榜上有名,毫无顾忌,以至于没有文化的“白丁”以及充满铜臭的商人,都利用贿赂,夤缘登榜。贪横到了如此地步,心目中哪里还有朝廷的法纪!最让皇帝不能容忍的是,吴昌时竟然“通内”——买通宦官打听宫内机密。朱由检把蒋拱宸的奏疏放在书桌上反复审阅,亲笔写下朱批。为了不让宦官泄密,把奏疏放在自己的袖子里,他要严惩吴昌时,进而严惩周延儒。
对吴昌时的审讯非常特别,是所谓“廷审”——在宫殿里由皇帝主持审问。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二十五日,朱由检郑重其事地身穿素服,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中左门,内阁、五府、六部等官员早在那里恭候了。
朱由检声色俱厉地喝令吴昌时上前,要他交代“通内”的情节。
吴昌时矢口否认:祖宗制度规定,勾结宦官者处斩,法律极为森严,臣下虽然不才,怎么能犯这种错误?
朱由检命蒋拱宸当面对质,不料蒋拱宸在奏疏中说得头头是道,一见这样森严的场面,吓得浑身发抖,匍匐在地,说不出一句话。
吴昌时见到这种情景,口气更加强硬:皇上一定要把这一罪状强加于臣,臣不敢违抗圣意,自然应该承受。如果想屈打成招,绝对不可能。
听到这些话,朱由检火冒三丈,命令宦官准备严刑拷打,逼他招供。内阁辅臣蒋德璟、魏藻德出面劝阻,历来没有在宫殿里面对犯人用刑的先例,建议把吴昌时交给司法部门审问。
朱由检立即把他们驳了回去,振振有词地说:此辈奸党,神通广大,离开此地,还有谁敢公正审讯?他的潜台词是,吴昌时牵涉到周延儒,司法部门碍于人事关系,很难公正审讯。蒋德璟、魏藻德只得退一步,请求不要用刑,因为在宫殿用刑,实在是三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事。
朱由检这个皇帝却并不拘泥于什么“祖宗法度”,反驳说:吴昌时这厮,是三百年从未有过的人!一记闷棍,把蒋、魏二人弄得哑口无言。
于是“三百年从未有过”的事情上演了。宦官对吴昌时动用酷刑,把他的两腿胫骨夹断,情况极为惨酷,哀号之声响彻殿陛之间。在场的人莫不为之暗暗叹息:呜呼,国家元气丧失殆尽了。由于吴昌时已经昏迷不省人事,朱由检命令把他押入锦衣卫监狱。
不久,朱由检指示刑部、都察院、锦衣卫,以“把持朝政,奸狡百端”的罪名,把吴昌时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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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怎么了?”袁承志不知道小玉儿犯了哪门子邪,连忙扶正了她的娇面,柔声问道。
“呜……”小玉儿仍然饮泣,珠泪滚落,并不说话。其实,她的内心深处,正在想如今自己受到的冷落,和袁承志给予她的极端幸福,如果没有嫡福晋这个身份,她肯定就要跟了袁承志去了,可是,如今自己的丈夫还在,这不是令她为难的事情么?
“玉儿宝贝儿,你有什么为难之事,我身为太子,还能够帮你解决的,不要哭好不好?”袁承志温柔如斯,更是令小玉儿拿他跟多尔滚相比较之下,得出结论:一个女人,一辈子图的什么?不就是夫妻和美,幸福一生么?什么身份地位,与己何干?于是小玉儿哭得更凶了。
直到半个时辰之后,小玉儿把袁承志胸前哭得湿淋淋的,才慢慢收住了眼泪,羞涩地帮袁承志擦拭着胸前的湿痕。
“玉儿宝贝儿,你到底有什会么事情如此为难?”袁承志伸手抚住她一对柔软玉-乳,柔声询问。
“没……没事,我只是感伤自己的遭遇罢了。”小玉儿眼角依然泪痕宛然,一双玉手在袁承志身上用丝巾擦拭着。
“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告诉我,我一定给你做主!就算是多尔滚……哼,我也不会放过他!”袁承志沉声道。
“不……太子爷,奴婢恳请太子爷放过王爷。”小玉儿俯身抱住袁承志,心想:既然跟这个冤家有了这么一回,难道自己身来女人还能逃脱他的摩掌么?既然自己无力反抗,就慢慢享受着生活的幸福吧。于是小玉儿露出妩媚的笑容,轻吻着袁承志的嘴巴,柔声说道:“太子爷,求你不要把王爷怎么样,我……我跟了你就是了。”
“好!改天我想你的时候,就由太后下旨,召你进宫说话。”袁承志邪恶地说道。
“太后?”小玉儿忽然想起,自己的姐姐大玉儿,本是皇后啊,这皇帝一死,她就是太后了,这才释然,“好,我随时听候太子的差遣。”用玉-乳摩擦着袁承志的胸前,这回倒还真是放得开了。
“好吧,宝贝儿,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的。”袁承志起身,穿好衣服,拍了拍小玉儿的柔肩,小玉儿却是蓦然将他一把抱住,两人来了一个法式热吻,在小玉儿的依依不舍的目光中,袁承志闪身出门,一掠上了房,顿时胸中意气风发,没想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此容易就做成了!
回到太子宫,博氏早已睡熟,袁承志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天就已经大亮,袁承志起身来到小院里,练习着自己的武功,忽然一只飞鸽从空中落下,袁承志手一招,停在他的肩头,这鸽子当然都是训练好的信鸽,取出其中的消息时,袁承志不由陷入沉思。
原来,北京城发生的一件大事,正预示着大明王朝的危局已成,这封密信说的就是这件事,虽然简单,可是在袁承志这个明史专家眼里,自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朱由检对官僚队伍中的“南党”、“北党”的认识,预示着两党的魁首吴甡、周延儒成为矛盾的焦点,这位崇祯皇帝早已有戒备之心。
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占襄阳、承天,形势危急,朱由检命令内阁次辅吴甡前往湖广督师,收复失地。吴甡深知这个使命难以完成,故意拖延时间,迟迟不肯动身,结果落得个致仕(退休)的处分。
内阁首辅周延儒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朝秘密和谈的事机泄漏,周延儒明明知道这是皇帝默许的重大举措,却明哲保身,不愿意挺身承担责任。朱由检对此十分不满,但又不便把事情摊到桌面上来,很是郁闷。他在和亲信大臣谈到周延儒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恨其太使乖!”
所谓“太使乖”,含义是多方面的,用来刻画周延儒的秉性,可谓入木三分。它的意思大体是,过于精明,过于狡猾,过于算计,不愿意挺身而出,不愿意挽狂澜于既倒,不愿意牺牲自我以顾全大局。“太使乖”这三个字,把先前“还是他好”的赞誉,抵消了大半。周延儒在和内阁次辅蒋德璟交谈时,得知皇帝的这一评语,他对蒋德璟道出了内心的秘密:为这样的英主办事,不使乖是不行的。在周延儒看来,“使乖”是为了保住乌纱帽,结果适得其反。这也许是善于“使乖”者不曾料到的结局吧!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初四日,清军越过长城的墙子岭要塞南下,五天以后,京师戒严。满洲铁骑纵横驰骋,华北一片兵荒马乱,作为中央政府第一把手的周延儒,没有积极谋划退敌的方略,显得惊惶失措,一筹莫展,居然效法杨嗣昌的故伎,召集几百个和尚、道士,在石虎胡同口搞了一个“大法道场”,齐声朗诵《法华经》。企图用这种方法迫使清军撤退,当然是痴心妄想,后来清军的撤退,完全是战略目的实现以后的主动行为,与“大法道场”无关。
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初三日,朝廷获悉清军在饱掠以后准备北撤的消息。两天后,朱由检召见周延儒等内阁辅臣,声色俱厉地说:朕欲亲征!这句话把他对于时局的忧虑,对于内阁的不满,曲折地表达了出来,使内阁辅臣大吃一惊。
周延儒赶忙跪在地上表示:臣愿意代替皇上亲征。朱由检不表态,自顾自抬头仰视,频频摇头。
次辅陈演也跪下来请求:首辅事务繁忙,臣可以代替皇上亲征。朱由检仍不开口,只顾摇头。
次辅蒋德璟也跪下来说:臣其实可以去。朱由检还是大摇其头。
机敏的周延儒有所领悟,再次请求到前线去指挥作战。朱由检这才冷笑道:先生果然愿意去?朕在宫中作过占卜,此时此刻最为合适,你一出宫门,不要回头,一直向东前行。并且交代他,以内阁首辅身份督师,阻断敌军归路,务必全歼。
周延儒知道,在此之前吴甡受命督师故意拖延时间,皇上非常气愤;他不想重蹈覆辙,立即行动。这是他的机敏之处。然而,他没有驰驱战场的经历,指挥打仗毕竟是外行,何况对手是所向披靡的满洲铁骑!他不想冒着枪林弹雨去为国捐躯,这是他过于精明之处,也就是“太使乖”的秉性使然,结果把一幕喜剧演成了一幕悲剧。
当他赶到通州时,东起天津,西至涿鹿,三百多里范围内,清军把掠夺来的物资,车载骡驮,浩浩荡荡北撤。明朝军队根本不敢阻击,只是在远近城楼上不停地鸣炮恫吓而已。这当然是周延儒的主意——避免与清军直接交战;他自己则躲在通州城内,每天忙于和幕僚、随从、统兵将领举办宴会。前来“勤王”的四总兵——刘泽清、唐通、周遇吉、黄得功,轮流在绛色幕帐内大摆筵席,宴请督师大学士及随征四大臣——方士亮、蒋拱宸、尹民兴、刘嘉绩。随征四大臣又回请四总兵,“陪酌”督师大学士。
周延儒就是如此这般在筵席上面“督师”的。每天午后,督师衙门开门办公,收受文书;晚上和次日早晨,两次起草“捷报”,向宫中传递。当时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督师大学士周延儒:虏畏炎熇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驮回。
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说的是周延儒名为督师,却从来没有视察前线,犒赏将士,他的所谓“督师”,是在耍弄政治手腕。为了慰藉皇帝,不断谎报军情,诡称捷报频传。
他的那些“捷报”全是假的。谈迁在《国榷》中指出,如果周延儒真心要报效国家,在险要关隘布置伏兵,另外分兵从后面追击,孤军深入、疲惫不堪的清军势必遭到重创。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大量军队尾随在清军后面,放纵他们出塞北上。无怪乎当时有人怀疑周延儒是不是接受了清军统帅的重贿,故意假道放行。这种怀疑显然没有根据,周延儒再奸佞,也不至于做出叛国的事情。但是,如此精明的他,居然在皇帝眼皮底下,谎报军情,实在匪夷所思,或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吧!
周延儒此人太精明,太不老实,自以为占了便宜,其实是最大的吃亏。他也不想一想,如此众目睽睽之下的战争动态,老是谎报军情,难道不会露出破绽?朱由检并非昏君,那么容易欺骗?他早就有所布置,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派出的情报人员,就在前线,他们打探到真实情况,通过司礼监太监报告给皇帝,所以朱由检了如指掌。他对周延儒竟敢以谎报军情的手法,欺君罔上,大为恼怒,下令五军都督府、兵部官员组成军事法庭,对周延儒“蒙蔽推诿”的案情进行审查。审查虽然是“背靠背”进行的,毕竟受审查的对象是政府首脑,军事法庭不敢对周延儒严加惩处。
周延儒自己深知罪行严重,正惴惴不安地“席藁待罪”,为了免于一死,自己向皇帝请求流放边疆。
令人不解的是,皇帝下了一道措辞极其温和的圣旨:“卿报国尽忱,终始勿替,许驰驿归,赐路费百金,以彰保全优礼之意。”这道圣旨是让他体面地致仕(退休),为了保全对他的恩宠,还赏赐路费,由官方的驿站送他回归宜兴老家。当有关部门的审查报告送上,请皇帝批示时,他回答说:周延儒功大于罪,不必再议了。
就这样,已经做好流放打算的周延儒,居然侥幸逃过一劫,得以衣锦荣归了。
难道周延儒从此就可以优游林下,避开了么?
这很难说,恐怕凶多吉少。此人复出后固然做了一些好事,但是秉性难改,私心太重,过于贪婪,一旦下台,言官们决不会放过他。正如李清《三垣笔记》所说,有识之士以为,周延儒应酬交际太滥,门生故旧有所请求,很少有不答应的;他又熟于世故,讲究情面,热衷于权钱交易,对于贿赂是来者不拒。一旦事发,必将面临两难选择,如果遵纪守法势必遭来怨恨,如果徇私枉法必将连累自己,二者必居其一。李清也算是周延儒的门生故旧,了解他的为人,在他势力最为显赫的时候所作的预测,日后果然应验了。然而,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是机敏过人的周延儒始料不及的。
突破口就是周延儒的门生范志完。志大才疏的范志完,凭借“座主”周延儒的权势而飞黄腾达,由山西巡抚晋升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各镇军务;以后又以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辽东宁远军务兼辽东巡抚,不久又兼任蓟州、昌平、通州、登州、天津等处总督。也就是说,辽东、山海关内外、京津地区的防务,完全交给一个总督,这是极不明智的。当年袁崇焕这样的干才尚且难以尽责,何况范志完是一个大言不惭毫无军事才能的人!为什么周延儒会把如此重要的岗位交给范志完,其中必然有不可告人的内幕交易。一旦事发,这两个人都难以辞其咎。
果然,清军从长城的墙子岭要塞突破,攻陷蓟州、北京附近地区。这是范志完的重大渎职事故,官员们弹劾他疏于防范、贪婪无能,要求严加惩处。朱由检考虑到敌军未退,责令他戴罪立功。但是他戴罪而不立功,胆怯之极,始终不敢与清军决战,听任他的军队尾随清军,到处抢掠。
山东武德道兵备佥事雷演祚向朝廷揭发,范志完纵兵掠、克扣军饷,贪腐渎职,就是这样一个无德无才之徒,通过勾结“大党”,从一个小官骤然升为总督。如果没有周延儒这个“大党”为后盾是不可想象的。他把矛头指向周延儒:“座主当朝,罔利曲庇,只手有燎原之势,片语操生死之权,称功颂德,遍于班联。”朱由检召见雷演祚,当面听取他的揭发,下令逮捕范志完。
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初八日,朱由检召开御前会议,要雷演祚与范志完当面对质。
朱由检问雷演祚,他奏疏中所说“称功颂德,遍于班联”指的是谁?
雷演祚回答,是周延儒。并且说,周延儒招权纳贿,自以为有功,乘考选科道官之机,网罗门生。通过幕僚董献廷之手,卖官鬻爵,凡是求得巡抚、总兵官职的,先行贿董献廷,用两根玉带、十三颗珍珠作为暗号;如果成功,便有巨额贿赂送到周延儒家中。
御前会议的结果,范志完因纵兵掠、贿赂朝廷政要等罪状,判处死刑。由于牵涉周延儒“招权纳贿”的种种劣迹,朱由检决心查个水落石出。
兵科给事中郝揭发吏部文选司郎中吴昌时,作为周延儒的干儿义子,窃权附势,纳贿行私,凡是内阁票拟、国家机密,事事都预先知道。这不仅渎职,而且过于肆无忌惮。郝如此分析周延儒的内心世界:由于过多而无法刚直,虽然智谋足以掩盖过失,毕竟缺乏谋国的忠心;一心想依附于君子,而又不肯屏弃小人。面对忠直之人表面援护,而实质疏远;面对邪佞之人表面亵慢,而实质亲昵。因此辜负皇上知遇之恩,耽误封疆安危。他的结论是:周延儒是天下的罪人,吴昌时又是周延儒的罪人。
这话一点也不错。吴昌时这个复社成员,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连他的同社盟友吴伟业也说,此人过于贪利,醉心于升官发财,自以为协助周延儒复出有功,专擅权势,周延儒反而为他所累。
御史蒋拱宸的揭发更加令人震惊。吴昌时作为周延儒的亲信,与董廷献狼狈为奸,贪赃难以数计。有一场科举考试,周延儒录取了不少亲戚以及用重贿买通关节的人,都是吴昌时为周延儒经办的。周延儒的弟弟周肖儒、儿子周奕封公然榜上有名,毫无顾忌,以至于没有文化的“白丁”以及充满铜臭的商人,都利用贿赂,夤缘登榜。贪横到了如此地步,心目中哪里还有朝廷的法纪!最让皇帝不能容忍的是,吴昌时竟然“通内”——买通宦官打听宫内机密。朱由检把蒋拱宸的奏疏放在书桌上反复审阅,亲笔写下朱批。为了不让宦官泄密,把奏疏放在自己的袖子里,他要严惩吴昌时,进而严惩周延儒。
对吴昌时的审讯非常特别,是所谓“廷审”——在宫殿里由皇帝主持审问。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二十五日,朱由检郑重其事地身穿素服,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中左门,内阁、五府、六部等官员早在那里恭候了。
朱由检声色俱厉地喝令吴昌时上前,要他交代“通内”的情节。
吴昌时矢口否认:祖宗制度规定,勾结宦官者处斩,法律极为森严,臣下虽然不才,怎么能犯这种错误?
朱由检命蒋拱宸当面对质,不料蒋拱宸在奏疏中说得头头是道,一见这样森严的场面,吓得浑身发抖,匍匐在地,说不出一句话。
吴昌时见到这种情景,口气更加强硬:皇上一定要把这一罪状强加于臣,臣不敢违抗圣意,自然应该承受。如果想屈打成招,绝对不可能。
听到这些话,朱由检火冒三丈,命令宦官准备严刑拷打,逼他招供。内阁辅臣蒋德璟、魏藻德出面劝阻,历来没有在宫殿里面对犯人用刑的先例,建议把吴昌时交给司法部门审问。
朱由检立即把他们驳了回去,振振有词地说:此辈奸党,神通广大,离开此地,还有谁敢公正审讯?他的潜台词是,吴昌时牵涉到周延儒,司法部门碍于人事关系,很难公正审讯。蒋德璟、魏藻德只得退一步,请求不要用刑,因为在宫殿用刑,实在是三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事。
朱由检这个皇帝却并不拘泥于什么“祖宗法度”,反驳说:吴昌时这厮,是三百年从未有过的人!一记闷棍,把蒋、魏二人弄得哑口无言。
于是“三百年从未有过”的事情上演了。宦官对吴昌时动用酷刑,把他的两腿胫骨夹断,情况极为惨酷,哀号之声响彻殿陛之间。在场的人莫不为之暗暗叹息:呜呼,国家元气丧失殆尽了。由于吴昌时已经昏迷不省人事,朱由检命令把他押入锦衣卫监狱。
不久,朱由检指示刑部、都察院、锦衣卫,以“把持朝政,奸狡百端”的罪名,把吴昌时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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