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八十三章 洪流激荡
在桃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山林簇拥的桃河岸边有一座卓尼官寨,张献忠眼下就藏在这。
卓尼官寨的土司姓杨,这是大明武宗皇帝赐下的姓氏,原本只是桃州诸多番部中的首领之一,在神宗皇帝时得了统领林中生番的口谕,成为桃州两岸诸番的无冕之王。
这一代土司叫杨国龙,非常年轻,天启末年才承袭职位,在朝廷那边,杨国龙是个非常平凡,平凡到有些废物的土司;但是对其辖地三万番民而言,杨国龙是可以比肩其祖的伟大土司。
身处这个时代本身就一种巨大的不幸,杨国龙承袭父职继位土司至今不过九年,九年的时间里他遇到比许多祖先一辈子还多的问题。
继位之初,陕西的旱灾酿成声势浩大的起义,王大梁兵败之后,败兵和破产农民涌入土司领地;紧随其后刘承宗入主河湟,与朝廷连年交战。
汉人涌入桃河两岸,一方面给土司带来难以管理的难题,另一方面也给番民带来山外面的技术与思想,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能轻而易举给土司领地带来变革。
杨国龙的祖先在元朝拜见萨迦派格西时曾以「遇见洪峰」比喻所处形势,此时此刻对杨国龙来说,也一样见到了自高山之上滚滚崩腾而来的洪峰。
没有人能知道在这个四方兵马如洪流激荡的混乱年代,天下大势的走向变化,杨国龙也不知道,但他知道以土司之力阻挡洪流只会粉身碎骨,唯有跻身其间顺应潮流的土司才能繁荣昌盛。
但大道理谁都明白,谁又能看出哪个是洪流,哪个是逆流?
因此他决心等待尘埃落定,趁大明内乱无暇顾及边务,对外守土自保阳奉阴违、对内征服异己兼并弱邻,在桃州这块地盘上演了一出好戏。
对于逃到桃州的破产农民和汉人叛军,杨国龙来者不拒,拨划荒地给他们开垦耕种,不用交税纳粮,但得给为土司衙门做买卖、当老师和提供兵役,使桃州汉人在短短数年之间占据了卓尼土司领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河湟大战那年,朝廷的调令刚到桃州,杨国龙便大张旗鼓地动员兵马,但直到元帅府击退五镇联军,率军威胁兰州拆了西固城,他都没把兵带出桃州。
从那时起,借着山高皇帝远、桃州基础设施差、道路难行的地利,杨国龙从来不在元帅府与大明朝廷之间选边站,每一次陕西征召他动员军队,他就借着朝廷征兵为借口,向周围的部落、土长官大肆购买兵马田地,动员兵马。
但动员之后军队永远都走不出桃河。
在那时候,卓尼土司领的土地政策还是三种,分别为兵马田、衙门田、香火田。
其中耕种兵马田的属民粮税并不高,以户为单位,每年每户交粮一斗、草一车,每个村庄上交生猪一头,但每户都要承担兵役。
衙门田分为两种,一种分给属民,纳粮也是一样比例,要承担土司衙门的劳役和杂役,但不承担兵役。另一种赐给土司宗亲或头人,属于小封建主,各自收各自的税。
香火田则是寺院的私产
凭借购买兵马田、联姻、出兵、战争等手段,卓尼土司的地盘越来越大、土司兵越来越多,可他们不是在修路、就是在架桥,后来又修了水洞、城垣、隘口、堤岸,翻新杨国龙爷爷杨臻修的卓尼围城。
直到今年战乱再起,着泥寨的土兵实在是修无可修,又修了一座格萨尔王殿,里边供奉的塑像是关老爷,属于是卓尼土司领汉藏结合的新建筑流派。
他的领地向西,与元帅府在八角城的陈土司隔山相望;向东一直顶到岷州卫;北方跟元帅府的临桃旅驻军隔山相持;东南则直接与松潘的土长官领地接壤。
但地盘扩大又不可避免地让杨土司领地遭受更大的冲
击。
首先是宗教上,他们信奉了几百年萨迦派,但康宁府的动乱让断断续续的僧人翻过雪山草地避至桃州。
这本身对杨土司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尽管各个派别的传播给土司统治带来巨大隐患,各路头人也因皈依不同派别而明争暗斗,大量土地与财富要与寺院分享……但僧人,意味着知识。
僧人不仅仅意味着经学,还意味着文字、凋版印刷、医学、制药、天文、律法。
对整个土司领地来说,数百年来,知识是最为宝贵的东西,为此整个土司领地付出着难以想象的代价。
从纸张开始,要让人识字就要有纸张,卓尼领地纸张紧缺,长期以来都是从临桃、陇西、秦安等地购买,印刷一本书就需要付出大量代价。
而维持寺庙更要付出难以想象的成本,别看寺庙占据财富,单就寺庙修建所需的金顶与佛像,都需要大量的铜,卓尼领地既不产铜、也不掌握冶炼技术,领地的西部、南部、东部又是群山没有道路。
每一座寺庙的铜顶、佛像,都要从张家口外的和尚庙购买,再一路运回来。
为了知识,承受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数百年来都是这么过来的。
可是到杨国龙这代,卓尼领地出现了个小问题,他的领地里有几千个汉人,都是陕西造反的或兰州避难的出身,在桃河两岸有了田地,形成四个集镇、建立十四个村庄。
过去也时常有躲避官府赋税徭役的汉人跑进山里当土人,但那都是形单影只,进了山里入乡随俗也就成了土人,充其量是个掌握技能多一点的匠人,不能造成多大的影响。
而这次他们成群结队,有的甚至举族入山,形成村庄就不一样了。
几乎在村庄形成的第一天,纸坊、砖窑、煤窑、木工坊、铁匠铺、医馆、印书堂这些东西就全冒出来了,家家户户男耕女织,源源不断地出产铜器、铁器、木器、陶器、农具,纸张、书卷、纺织物甚至衣物和兵器。
还有个秀才鼓动他出资办了一家土司官学。
僧人能提供的知识一下子就不宝贵了,反倒是他们占据的财富、土地和人口是那么刺眼!
这个时候,杨国龙只是对寺院存在的意义感到怀疑,但至少供养僧人还有点宗教方面扬名显誉,以此来扩大政治影响的意义,因此他没有下定决心,毕竟是几百年的老传统,也不一定就非要在他这儿断了。
就像只有等待洪流激荡,才能认出谁是真龙天子一样,杨国龙对寺庙的看法也是一样,只有等待才能分辨真知灼见的真经掌握在谁的手里。
然后各个教派的外援就都没了,去乌斯藏朝拜的僧人再也没回来过,想要追随他们脚步的僧人发现进藏的道路被截断了,是全方位地被截断了。
他们翻过雪山穿过草地,等待他们的是元帅府游荡在八角城的蒙械番子;他们艰难入川直走雅州,等待他们的是元帅府在打箭炉的明械番子。
那时候杨国龙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土司衙门上上下下都只是觉得自己落伍了,这元帅府究竟是个什么教派,这么流行?
毕竟对环境封闭的土司和头人们来说,这种落伍感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经历。
等待总能开出鲜艳的花朵,各路教派没有让杨国龙等待太久,尊奉格鲁派的和硕特国师汗就率领大军进驻青海,当和硕特与准噶尔在山那边围攻八角城时,杨国龙在山这边就地宣布全境改宗,信了格鲁派。
那乌斯藏是远在天边,国师汗的蒙古兵可近在眼前。
结果全面改宗还没改完呢,元帅府发兵摧枯拉朽地就把卫拉特联军击败收编,直到那个时候杨国龙才意识到有没有一种可能,截断进
藏道路的就是这个元帅府。
寺庙的存在意义彻底没了,卓尼土司领地已经被这帮信祖宗的汉人完全包围。
一个难以想象的庞然大物,随着敦塔兀鲁斯的出现展现在土司杨国龙面前,他也小心翼翼地看着盘踞在身边的怪物成长,并从中谨慎地挑选有利于自己的智慧。
汉人给土司领地带来高速的繁荣发展,也同样使长期受明王朝保护的封建土司经济,受到来自义军的均平思想冲击。
当元帅府开始均田分地,杨国龙已经统治了整个桃州,小小的八寨三万人,在快速扩张下成为二十八寨、三百七十部、十二万番民的大土司,单是登记在册把守四面八分隘口的番兵汉兵就有两千二百人。
尽管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向元帅府上表纳贡表示臣服,却专门向河州派遣了一名头人,专门偷窥元帅府在河湟的文化、经济与土地政策,甚至还从百姓手里买了河湟种植的土豆和玉米。
就在去年秋天,河湟分地取得巨大丰收后的一个月,桃州卓尼土司就直接搬运了元帅府的均田政策与行政区划,一边拆大庙,一边同样编出五个镇、二十个乡、二百个保,把田地分给番民以乡保为单位进行集体耕作。
这倒不是杨国龙不能抵御属民压力,迷迷湖湖的东西就全盘照搬。
而是他拿着元帅府的土地政策看了整整一个月,发自内心地认同刘承宗的政策,并且认为这玩意比封建土司经济剥削属民更有效率……属于大家都很高兴。
他一户人家种十几亩地,他一年才能征上来一斗粮,不到五十斤。
而人家刘承宗就用了一点银子,一亩地就征上来快五十斤,给你银子你还得再从官府手里买其他的东西,银子又回去了,这他娘的是个什么盘剥效率?
怪不得人家靠十二万农民能养好几万常备军,他十二万人就只能养常备军两千二。
杨国龙疑惑了很久,他觉得不可能每个人都高兴,否则从前的老祖宗们早就这么干了,直到他仔仔细细研究了很久,才意识到想这么剥削百姓,需要的门槛儿非常高。
就一个铁制农具,就把九成土司都劝退了,根本不用考虑后面耕作、开采、制作的技术门槛,只有跨过这些门槛,还需要后续的良种、社学、兽医、医师、商贾等等专业人才的配合。
即使是以目前高度繁荣的卓泥土司领,很多地方也跟不上,但这一切对杨国龙的诱惑太大了。
最关键的是这种集体劳作、依照地势以村庄为单位有计划的生产方式,跟土司经济完全吻合,农田征粮食和猪,牧区征酥油和牛羊;林地征木材、木炭和土特产;还有产铁的村子就一年交铁锭二十斤,产金子的村庄就一年交金子二十两。
卓尼领地的头人们都是计划这些东西的行家!
这一切简直是绝配。
毕竟刘狮子本身就是个大土司,整个河湟实际上是他通过战争打掉了地主、僧人、官员、土司之后高度集权的产物。
杨国龙甚至还想学元帅府推广种痘,从秦州高价聘了一名痘医,但他的运气不好,那痘医才种了三个人就死了一个,畏罪逃回秦州,气得杨土司哇哇大叫。
不论如何,今年卓尼土司把桃州的土地统统均掉,在官寨里看着春耕,美滋滋等着秋天丰收盘剥属民,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均田买赋,是要银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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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那些银子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回到土司手里,也是在短时间内需要大量银子的,卓泥土司家族是有些财产,但从哪儿搞来十几二十万两的白银买粮食啊?
就在杨国龙为大笔白银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发生在隘口外面的战争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那里有十几万叛军,这些人在西征路上攻破了几十个县城,带着大量黄金白银没处花,杨国龙知道,他的机会来了。
叛军的各路首领通常无意于跟土司为敌,只要土司不出兵,他们也乐于井水不犯河水,专心与官军周旋,不过在这里头有个首领比较特殊,就是西营的八大王张献忠。
因为别人都带家卷、有民夫,只有张献忠实行的是绝对精兵政策,他的民夫都是就地强征,东西运到就打发人滚蛋,绝不养闲人。
这种法子在过去还行得通,可到了秦岭西段,没有城池和村庄供他劫掠,周围还都是不缺钱的友军,情况就尴尬起来了,他什么都缺,唯独不缺黄金白银。
实在是土司都是鸟不拉屎的山地里进不去,否则张献忠都快饿死了,一定要打。
张献忠和杨国龙,就这么看对眼了,偏偏杨国龙手上这会儿也没啥粮食,他还想把张献忠留到秋天,这才派人跟张献忠联络,允许他两个营驻扎在土司领地的隘口外,并邀请他进入领地。
二人一番商谈,一拍即合,张献忠当即给刘承运写信,请求借河州卫休息,而且愿意帮忙打仗,反正他本来也需要打官军抢点粮食。
而二人商谈中最重要的约定,就是张献忠驻军河州卫之后,等到秋收,用高出市价一半的白银,购买粮食八万石及草药、纸张、器物,有了这笔白银,桃州的均田买赋就被盘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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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尼官寨的土司姓杨,这是大明武宗皇帝赐下的姓氏,原本只是桃州诸多番部中的首领之一,在神宗皇帝时得了统领林中生番的口谕,成为桃州两岸诸番的无冕之王。
这一代土司叫杨国龙,非常年轻,天启末年才承袭职位,在朝廷那边,杨国龙是个非常平凡,平凡到有些废物的土司;但是对其辖地三万番民而言,杨国龙是可以比肩其祖的伟大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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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位之初,陕西的旱灾酿成声势浩大的起义,王大梁兵败之后,败兵和破产农民涌入土司领地;紧随其后刘承宗入主河湟,与朝廷连年交战。
汉人涌入桃河两岸,一方面给土司带来难以管理的难题,另一方面也给番民带来山外面的技术与思想,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能轻而易举给土司领地带来变革。
杨国龙的祖先在元朝拜见萨迦派格西时曾以「遇见洪峰」比喻所处形势,此时此刻对杨国龙来说,也一样见到了自高山之上滚滚崩腾而来的洪峰。
没有人能知道在这个四方兵马如洪流激荡的混乱年代,天下大势的走向变化,杨国龙也不知道,但他知道以土司之力阻挡洪流只会粉身碎骨,唯有跻身其间顺应潮流的土司才能繁荣昌盛。
但大道理谁都明白,谁又能看出哪个是洪流,哪个是逆流?
因此他决心等待尘埃落定,趁大明内乱无暇顾及边务,对外守土自保阳奉阴违、对内征服异己兼并弱邻,在桃州这块地盘上演了一出好戏。
对于逃到桃州的破产农民和汉人叛军,杨国龙来者不拒,拨划荒地给他们开垦耕种,不用交税纳粮,但得给为土司衙门做买卖、当老师和提供兵役,使桃州汉人在短短数年之间占据了卓尼土司领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河湟大战那年,朝廷的调令刚到桃州,杨国龙便大张旗鼓地动员兵马,但直到元帅府击退五镇联军,率军威胁兰州拆了西固城,他都没把兵带出桃州。
从那时起,借着山高皇帝远、桃州基础设施差、道路难行的地利,杨国龙从来不在元帅府与大明朝廷之间选边站,每一次陕西征召他动员军队,他就借着朝廷征兵为借口,向周围的部落、土长官大肆购买兵马田地,动员兵马。
但动员之后军队永远都走不出桃河。
在那时候,卓尼土司领的土地政策还是三种,分别为兵马田、衙门田、香火田。
其中耕种兵马田的属民粮税并不高,以户为单位,每年每户交粮一斗、草一车,每个村庄上交生猪一头,但每户都要承担兵役。
衙门田分为两种,一种分给属民,纳粮也是一样比例,要承担土司衙门的劳役和杂役,但不承担兵役。另一种赐给土司宗亲或头人,属于小封建主,各自收各自的税。
香火田则是寺院的私产
凭借购买兵马田、联姻、出兵、战争等手段,卓尼土司的地盘越来越大、土司兵越来越多,可他们不是在修路、就是在架桥,后来又修了水洞、城垣、隘口、堤岸,翻新杨国龙爷爷杨臻修的卓尼围城。
直到今年战乱再起,着泥寨的土兵实在是修无可修,又修了一座格萨尔王殿,里边供奉的塑像是关老爷,属于是卓尼土司领汉藏结合的新建筑流派。
他的领地向西,与元帅府在八角城的陈土司隔山相望;向东一直顶到岷州卫;北方跟元帅府的临桃旅驻军隔山相持;东南则直接与松潘的土长官领地接壤。
但地盘扩大又不可避免地让杨土司领地遭受更大的冲
击。
首先是宗教上,他们信奉了几百年萨迦派,但康宁府的动乱让断断续续的僧人翻过雪山草地避至桃州。
这本身对杨土司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尽管各个派别的传播给土司统治带来巨大隐患,各路头人也因皈依不同派别而明争暗斗,大量土地与财富要与寺院分享……但僧人,意味着知识。
僧人不仅仅意味着经学,还意味着文字、凋版印刷、医学、制药、天文、律法。
对整个土司领地来说,数百年来,知识是最为宝贵的东西,为此整个土司领地付出着难以想象的代价。
从纸张开始,要让人识字就要有纸张,卓尼领地纸张紧缺,长期以来都是从临桃、陇西、秦安等地购买,印刷一本书就需要付出大量代价。
而维持寺庙更要付出难以想象的成本,别看寺庙占据财富,单就寺庙修建所需的金顶与佛像,都需要大量的铜,卓尼领地既不产铜、也不掌握冶炼技术,领地的西部、南部、东部又是群山没有道路。
每一座寺庙的铜顶、佛像,都要从张家口外的和尚庙购买,再一路运回来。
为了知识,承受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数百年来都是这么过来的。
可是到杨国龙这代,卓尼领地出现了个小问题,他的领地里有几千个汉人,都是陕西造反的或兰州避难的出身,在桃河两岸有了田地,形成四个集镇、建立十四个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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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次他们成群结队,有的甚至举族入山,形成村庄就不一样了。
几乎在村庄形成的第一天,纸坊、砖窑、煤窑、木工坊、铁匠铺、医馆、印书堂这些东西就全冒出来了,家家户户男耕女织,源源不断地出产铜器、铁器、木器、陶器、农具,纸张、书卷、纺织物甚至衣物和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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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各个教派的外援就都没了,去乌斯藏朝拜的僧人再也没回来过,想要追随他们脚步的僧人发现进藏的道路被截断了,是全方位地被截断了。
他们翻过雪山穿过草地,等待他们的是元帅府游荡在八角城的蒙械番子;他们艰难入川直走雅州,等待他们的是元帅府在打箭炉的明械番子。
那时候杨国龙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土司衙门上上下下都只是觉得自己落伍了,这元帅府究竟是个什么教派,这么流行?
毕竟对环境封闭的土司和头人们来说,这种落伍感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经历。
等待总能开出鲜艳的花朵,各路教派没有让杨国龙等待太久,尊奉格鲁派的和硕特国师汗就率领大军进驻青海,当和硕特与准噶尔在山那边围攻八角城时,杨国龙在山这边就地宣布全境改宗,信了格鲁派。
那乌斯藏是远在天边,国师汗的蒙古兵可近在眼前。
结果全面改宗还没改完呢,元帅府发兵摧枯拉朽地就把卫拉特联军击败收编,直到那个时候杨国龙才意识到有没有一种可能,截断进
藏道路的就是这个元帅府。
寺庙的存在意义彻底没了,卓尼土司领地已经被这帮信祖宗的汉人完全包围。
一个难以想象的庞然大物,随着敦塔兀鲁斯的出现展现在土司杨国龙面前,他也小心翼翼地看着盘踞在身边的怪物成长,并从中谨慎地挑选有利于自己的智慧。
汉人给土司领地带来高速的繁荣发展,也同样使长期受明王朝保护的封建土司经济,受到来自义军的均平思想冲击。
当元帅府开始均田分地,杨国龙已经统治了整个桃州,小小的八寨三万人,在快速扩张下成为二十八寨、三百七十部、十二万番民的大土司,单是登记在册把守四面八分隘口的番兵汉兵就有两千二百人。
尽管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向元帅府上表纳贡表示臣服,却专门向河州派遣了一名头人,专门偷窥元帅府在河湟的文化、经济与土地政策,甚至还从百姓手里买了河湟种植的土豆和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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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户人家种十几亩地,他一年才能征上来一斗粮,不到五十斤。
而人家刘承宗就用了一点银子,一亩地就征上来快五十斤,给你银子你还得再从官府手里买其他的东西,银子又回去了,这他娘的是个什么盘剥效率?
怪不得人家靠十二万农民能养好几万常备军,他十二万人就只能养常备军两千二。
杨国龙疑惑了很久,他觉得不可能每个人都高兴,否则从前的老祖宗们早就这么干了,直到他仔仔细细研究了很久,才意识到想这么剥削百姓,需要的门槛儿非常高。
就一个铁制农具,就把九成土司都劝退了,根本不用考虑后面耕作、开采、制作的技术门槛,只有跨过这些门槛,还需要后续的良种、社学、兽医、医师、商贾等等专业人才的配合。
即使是以目前高度繁荣的卓泥土司领,很多地方也跟不上,但这一切对杨国龙的诱惑太大了。
最关键的是这种集体劳作、依照地势以村庄为单位有计划的生产方式,跟土司经济完全吻合,农田征粮食和猪,牧区征酥油和牛羊;林地征木材、木炭和土特产;还有产铁的村子就一年交铁锭二十斤,产金子的村庄就一年交金子二十两。
卓尼领地的头人们都是计划这些东西的行家!
这一切简直是绝配。
毕竟刘狮子本身就是个大土司,整个河湟实际上是他通过战争打掉了地主、僧人、官员、土司之后高度集权的产物。
杨国龙甚至还想学元帅府推广种痘,从秦州高价聘了一名痘医,但他的运气不好,那痘医才种了三个人就死了一个,畏罪逃回秦州,气得杨土司哇哇大叫。
不论如何,今年卓尼土司把桃州的土地统统均掉,在官寨里看着春耕,美滋滋等着秋天丰收盘剥属民,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均田买赋,是要银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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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杨国龙为大笔白银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发生在隘口外面的战争
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那里有十几万叛军,这些人在西征路上攻破了几十个县城,带着大量黄金白银没处花,杨国龙知道,他的机会来了。
叛军的各路首领通常无意于跟土司为敌,只要土司不出兵,他们也乐于井水不犯河水,专心与官军周旋,不过在这里头有个首领比较特殊,就是西营的八大王张献忠。
因为别人都带家卷、有民夫,只有张献忠实行的是绝对精兵政策,他的民夫都是就地强征,东西运到就打发人滚蛋,绝不养闲人。
这种法子在过去还行得通,可到了秦岭西段,没有城池和村庄供他劫掠,周围还都是不缺钱的友军,情况就尴尬起来了,他什么都缺,唯独不缺黄金白银。
实在是土司都是鸟不拉屎的山地里进不去,否则张献忠都快饿死了,一定要打。
张献忠和杨国龙,就这么看对眼了,偏偏杨国龙手上这会儿也没啥粮食,他还想把张献忠留到秋天,这才派人跟张献忠联络,允许他两个营驻扎在土司领地的隘口外,并邀请他进入领地。
二人一番商谈,一拍即合,张献忠当即给刘承运写信,请求借河州卫休息,而且愿意帮忙打仗,反正他本来也需要打官军抢点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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