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一十五章 游刃有余
杨麒为了摇人儿不留余力。
几日间,多尔衮的驻军、路线、兵粮、兵力,包括丰州滩的水文山川地形图,统统由骑兵一路送至大同城内。
他根本不在意泄密,土默特部在俺答汗时代号大明金国,所有一切对大明档案而言都不是秘密,只要用心找,总能找得到。
更重要的是杨麒不怕冒险。
他一直在冒险,游刃有余。
或者说这个时代游荡在风口浪尖上的男人们,每一个都是伟大的冒险家。
从漠南都督府的设立,到杨麒进驻漠南,这一系列事件本身就是一场大冒险。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不重要。
杨麒只想把水搅浑,漠南的军队多多益善,最好打得肝脑涂地,都埋在这,谁也别回家!
为此他干脆派人把明廷出边备战所需的一应情报都送入边墙,尽量减少明廷出边的顾虑。
不过不论他,还是明廷山西、宣大的长官杨嗣昌,亦或是大同镇的监管长官叶廷桂,都很清楚,明廷出边作战,此时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东西。
而是一份证明。
证明杨麒跟多尔衮没有串通一气,没有设伏引诱明军出塞的保障。
偏偏这个最需要的证明,杨麒给不了。
一来,崇祯年间大明的触须最多仅达长城边外,对外面的事往往只能依靠逃虏、降人道听途说,不同阵营之间的事虚虚实实,根本无法探明真假。
二来则是,杨麒知道自己在大明的信用非常低,杨嗣昌看见自己求援信的第一时间,就会反应过来被他耍了。
这个家伙空手套白狼,拿杨嗣昌给的粮,养自己的兵,给刘承宗扛活儿。
这也是杨嗣昌在心里,把‘杨麒’跟‘狗东西’划等号的原因:收到求援信他就知道,漠南都督府根本没有十万吃粮的蒙古骑兵。
甚至都不需要十万,只要有三万吃粮的蒙古兵,就能把两万后金军埋在漠南。
但这种吃粮的蒙古骑兵,说句难听话,就算在林丹汗年轻时候,号称控弦四十万的虏中名王,都凑不到四万。
土默特的俺答汗在全盛时期还差不多,四万甲骑给他带来南控青藏高原、西掠碎叶城、东霸蒙古高原的强大游牧王国:大明金国。
对后金兵力的情报方面,明廷要比杨麒知道的多,杨麒到现在对后金军的兵力还是两万到五万之间的估算。
而杨嗣昌则非常清晰地知道,进入漠南的后金军就是一支偏师,兵马两万。
毕竟大明边防墩台,从张家口一路目多尔衮往西走,沿途看得清楚,大差不差就是两万人,五万完全是扯淡。
杨麒但凡真有十万蒙古军效力,埋都把多尔衮这支军队埋在漠南了,根本不会畏缩如鼠地躲进归化城。
在此基础上,漠南的杨都督在明廷这边的印象就是满嘴跑火车,突出一个不干人事儿,可信程度甚至不如过去的林丹汗。
留着他虚与委蛇互相敷衍,只是没办法的事。
偏偏这事儿……对杨嗣昌的诱惑力还挺大。
有时候,有些事,杨嗣昌明知道杨麒这家伙说什么‘在丰州滩全歼后金军,叫沈阳今年无备冬之军’之类的是鬼话。
但没有办法。
诱惑力很大。
两万后金军别的不说,里头隶属八旗的战兵只要有一万,歼灭在这儿,就等于直接打掉满洲一旗。
何况哪怕只是把他们拖在这,今年冬季的锦州方向就固若金汤了,后金没能力发动大规模进攻,皮岛的东江镇总兵沈世魁,便有了可趁之机。
但出边作战是大事,绝非杨嗣昌一个人就能决定。
杨嗣昌很爽快地就把杨麒送来的书信、情报统统打包,让人快马加鞭走长城沿线,给北京城送去。
七月的紫禁城,气温炎热。
早前俩月本该是下雨的季节,但今年的雨水很怪,北直隶风调雨顺,偏偏就从卢沟桥到天津卫画了条线。
北直隶西南风调雨顺,但过了卢沟河与海河这条线,夏季滴雨未下,通州等地的庄稼俱被晒蔫,就连空气中都浮动着燥热的地气。
不过京城毕竟是京城,达官贵人的宅邸都能领到皇宫颁发的冰块,民营的冰窖也有好销路,使这座汇聚大量人口的城池,倒比别处凉爽几分。
冬季切割冰块、修建冰窖、需要时取用,是这片土地上古老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至西周。
周有八政,曰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
俗话说以食为天,食为八政之首,在周代有庞大的职官体系,其中就有一个官职位于酒正之下,叫凌人。
凌这个字,最早就意为掌冰之人,负责采冰、藏冰。
这是声势浩大的工程,自古以来,就有‘凌其三’的说法,意为采集贮藏的冰块,是用量的三倍。
不过那是西周的技术,到如今这个年代,密封冰窖的手段更多,但采冰量仍然是三倍,所以理论上藏冰得到的冰块更多。
但如今用冰的人也更多了,所以反倒冰块还是个比较奢侈的用品。
可惜,在这个炎热的七月,夹墙里再多的冰,也无法压住紫禁城的躁动不安,甚至还让即将到来的秋风更加肃杀。
一切都因为此时,国中局面大坏。
乾清宫里,一身青衣的崇祯皇帝颓然无力地倚靠龙椅。
皇帝身前的龙案上散乱摆着几封奏报,最上面一封,来自驻军襄樊的湖广总督卢象升。
这是卢象升在十日之内的第二封奏报,早前的第一封报告了闯将李自成率军攻入郧阳,将新任郧阳巡抚宋祖舜围于城内,大略四方。
宋祖舜是卢象升的继任者,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朝廷之所以点了他做郧阳巡抚,就是因为他知兵。
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勤王的时候,宋祖舜担任参政,分守凉州道,那年甘肃勤王军途中哗变,杀了参将,瓜分行粮六千两回师西北,把巡抚围在兰州,向西渡河,声势大坏。
被围在兰州城里的巡抚命人飞马驰书,传信命凉州道严防死守,城内士绅也坚定地站在朝廷这边,做好了死守的打算。
毕竟甘肃那边的士绅,成份就是退休的世袭武官,就没怕事的,双方势同水火,一场大战在甘肃东部的凉州道蓄势待发。
但宋祖舜干了个神奇的事儿。
他力排众议,告诉别人如果不让叛兵进城,严防死守,坚拒之下事情肯定就坏了,他认为事情还要有挽回余地,决定跟叛军沟通,让他们晚点进城,以期将之解散。
事情干的很漂亮,不仅将哗变军队解散,甚至还在解散前让他们把没花掉的五千两行粮上缴入库,刀枪火器也收回来了。
三寸舌解散叛兵,是厉害人物没错。
可惜这回,宋祖舜也要面对的是李自成,身后也没有当年甘肃军队的支持……郧阳府这个地方就没兵,只能闭门死守,眼看治下惨遭杀掠。
崇祯本以为,卢象升在短短十日之间又发来奏报,想必是郧阳府的事情有了转机。
万万没想到,不仅郧阳没有转机,甚至情况还更坏了。
卢象升的第二封奏报,一来是告诉皇上,他已经以劣势兵力跟李自成的流寇交手了。
十日转战千里,三战三捷,砍了三千六百个脑袋,敌人却越打越多,郧阳府山区的山贼土寇加入战场,汉江以南吃不上饭的老百姓,同样也被煽动。
湖广一省,兵力不济,标兵四处游击,如同扬汤止沸,援军加入战场迫在眉睫。
但这却不是卢象升第二封奏报的重点,他的重点是,通过审问俘虏得知,跟随李自成一同攻破武关进入湖广的,还有一个巨寇张一川。
其实卢象升并不知道张一川是谁,过去也没听说过张一川的名号,但单凭其元帅府河南总兵官的官号,就足够定性为巨寇了。
此时张一川并未随李自成渡过汉江,而是转掠汉江以北的南阳府。
卢象升意思,是提醒朝廷小心河南,别让这个伪官真进了河南,最好能来个南北协剿,把这股势同燎原的叛乱镇压下去。
卢象升是了解河南,他过去在大名当知府、兵备道,与河南比邻,对那边的情况有所耳闻。
所以他并不认为,张一川进了河南能猖狂得起来。
因为在大明,两京一十三省刨了九边,河南的军事传统能排进前三,这个省份的关键词就一个字:多。
人口多、田地多、宗室多、驻军多、民兵多。
人口和田地,中州之地自不必说。
宗室上,河南遍地是王府,开封周王、南阳唐王、洛阳福王、彰德赵王、怀庆郑王、汝宁崇王、禹州徽王、卫辉潞王,这些藩国几乎把河南填满了。
而每个王府,都有自己的仪卫,甚至还有护卫,尽管藩王卫军是越来越缺斤短两的制度,但上千人的武装力量也不容小觑。
驻军多,是因为河南设立的卫所多,这也跟人多有关系。
民兵,则是河南的特色,因为比邻郧阳特区,自从明初就有严重的流民问题。
地方上士绅修筑堡寨自守,官员招募民兵护卫地方,后来在土木堡之后就成为了民兵输出大省,戍卫边关、填充京师营卫、编入本地卫所都有河南民兵的身影。
甚至还多次以三千人的民兵营为单位,成建制转为正规营兵。
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传统,导致并没有与边疆接壤的河南,在民间既拥有非常庞大的储备兵源,又有一大堆像钻井机一样榨油的藩国……这个地方根本出不了大乱子。
外地来的贼,本地的卫军、堡寨能拦住;本地的民间武装作乱,影响力连十里八乡都打出不去。
只不过有长必有短,河南的稳定程度非常高。
这就意味着大明军事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在河南是缺失的,也就是总兵官。
总兵官因事而设,在天下诸地成为常设之官,是因为那些地方总有事。
河南没事,没有总兵。
如果说大明北方的陕西、山西、甘肃等地的军队,在战争中指挥不畅,问题往往来源于军队维持费太低。
各镇风气用更少的人吃更少的粮,形成精兵政策,以至于一旦总兵力超过三五千的上限,就要四处调兵,使上下不能同心同德,互相掣肘,导致看起来像散兵游勇。
那么河南的军队,就真是散兵游勇。
卢象升这封奏疏,就是给中朝打个预防针,河南的军队不能直接上,得统一调派,需要时间动员才能形成战斗力。
可这封信送到朝廷这儿的时候啊,在崇祯眼里完全不是这回事。
崇祯八年的河南,跟卢象升在大名时崇祯二年的河南,中间不仅隔着六年,还隔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事儿还得从三年前说起,那年以高迎祥为首的农民军打穿山西,通过太行山进了北直隶,在武安等地一通大闹,被左良玉、邓玘、张凤仪等人联合镇压,揍回山西。
正赶上黄河封冻,大股农民军经黄河进了河南,再进陕西,直到躲到了刘承宗的元帅府旁边做邻居。
在这过程中,河南诸县被兵,等流贼和官军都过境西去,留下一地鸡毛的河南却并未恢复和平。
士绅修堡自守、土寇设寨聚众,一个个堡寨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原腹地长了出来,互相攻杀,形势反而更乱。
河南的特殊环境,旱灾、蝗灾、兵灾并举,情况甚至要比前两年的陕西更加惨烈。
陕西的问题很简单,没有饭吃,跟首领走,找富户抢,被官军打。
河南就比较难搞了,这边是各个堡寨都在互相打,因为河南有饭吃。
河南动乱的根本原因不是旱灾。
由于河流灌溉资源丰富,同时平原耕地面积较大、农业产粮较多,单凭旱灾很难形成波及全省的大乱,更何况……从天启年至今,河南仅在崇祯七年稍微旱了点儿。
这跟山西、陕西比起来,甚至算风调雨顺。
实际上发生在崇祯五年、六年波及整个中原的两次暴雨导致的水灾,才是河南动乱的源头。
当然,遍地堡寨互相攻杀,并非是崇祯颓然的原因。
让他颓丧的真正缘故,是今年夏季发生了一件小事儿:山西解州的老鼠发了疯,咬着尾巴连成串,一路向南渡过黄河,冲进了河南的灵宝县。
瘟疫,也跟着它们,进了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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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本不在意泄密,土默特部在俺答汗时代号大明金国,所有一切对大明档案而言都不是秘密,只要用心找,总能找得到。
更重要的是杨麒不怕冒险。
他一直在冒险,游刃有余。
或者说这个时代游荡在风口浪尖上的男人们,每一个都是伟大的冒险家。
从漠南都督府的设立,到杨麒进驻漠南,这一系列事件本身就是一场大冒险。
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不重要。
杨麒只想把水搅浑,漠南的军队多多益善,最好打得肝脑涂地,都埋在这,谁也别回家!
为此他干脆派人把明廷出边备战所需的一应情报都送入边墙,尽量减少明廷出边的顾虑。
不过不论他,还是明廷山西、宣大的长官杨嗣昌,亦或是大同镇的监管长官叶廷桂,都很清楚,明廷出边作战,此时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东西。
而是一份证明。
证明杨麒跟多尔衮没有串通一气,没有设伏引诱明军出塞的保障。
偏偏这个最需要的证明,杨麒给不了。
一来,崇祯年间大明的触须最多仅达长城边外,对外面的事往往只能依靠逃虏、降人道听途说,不同阵营之间的事虚虚实实,根本无法探明真假。
二来则是,杨麒知道自己在大明的信用非常低,杨嗣昌看见自己求援信的第一时间,就会反应过来被他耍了。
这个家伙空手套白狼,拿杨嗣昌给的粮,养自己的兵,给刘承宗扛活儿。
这也是杨嗣昌在心里,把‘杨麒’跟‘狗东西’划等号的原因:收到求援信他就知道,漠南都督府根本没有十万吃粮的蒙古骑兵。
甚至都不需要十万,只要有三万吃粮的蒙古兵,就能把两万后金军埋在漠南。
但这种吃粮的蒙古骑兵,说句难听话,就算在林丹汗年轻时候,号称控弦四十万的虏中名王,都凑不到四万。
土默特的俺答汗在全盛时期还差不多,四万甲骑给他带来南控青藏高原、西掠碎叶城、东霸蒙古高原的强大游牧王国:大明金国。
对后金兵力的情报方面,明廷要比杨麒知道的多,杨麒到现在对后金军的兵力还是两万到五万之间的估算。
而杨嗣昌则非常清晰地知道,进入漠南的后金军就是一支偏师,兵马两万。
毕竟大明边防墩台,从张家口一路目多尔衮往西走,沿途看得清楚,大差不差就是两万人,五万完全是扯淡。
杨麒但凡真有十万蒙古军效力,埋都把多尔衮这支军队埋在漠南了,根本不会畏缩如鼠地躲进归化城。
在此基础上,漠南的杨都督在明廷这边的印象就是满嘴跑火车,突出一个不干人事儿,可信程度甚至不如过去的林丹汗。
留着他虚与委蛇互相敷衍,只是没办法的事。
偏偏这事儿……对杨嗣昌的诱惑力还挺大。
有时候,有些事,杨嗣昌明知道杨麒这家伙说什么‘在丰州滩全歼后金军,叫沈阳今年无备冬之军’之类的是鬼话。
但没有办法。
诱惑力很大。
两万后金军别的不说,里头隶属八旗的战兵只要有一万,歼灭在这儿,就等于直接打掉满洲一旗。
何况哪怕只是把他们拖在这,今年冬季的锦州方向就固若金汤了,后金没能力发动大规模进攻,皮岛的东江镇总兵沈世魁,便有了可趁之机。
但出边作战是大事,绝非杨嗣昌一个人就能决定。
杨嗣昌很爽快地就把杨麒送来的书信、情报统统打包,让人快马加鞭走长城沿线,给北京城送去。
七月的紫禁城,气温炎热。
早前俩月本该是下雨的季节,但今年的雨水很怪,北直隶风调雨顺,偏偏就从卢沟桥到天津卫画了条线。
北直隶西南风调雨顺,但过了卢沟河与海河这条线,夏季滴雨未下,通州等地的庄稼俱被晒蔫,就连空气中都浮动着燥热的地气。
不过京城毕竟是京城,达官贵人的宅邸都能领到皇宫颁发的冰块,民营的冰窖也有好销路,使这座汇聚大量人口的城池,倒比别处凉爽几分。
冬季切割冰块、修建冰窖、需要时取用,是这片土地上古老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至西周。
周有八政,曰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
俗话说以食为天,食为八政之首,在周代有庞大的职官体系,其中就有一个官职位于酒正之下,叫凌人。
凌这个字,最早就意为掌冰之人,负责采冰、藏冰。
这是声势浩大的工程,自古以来,就有‘凌其三’的说法,意为采集贮藏的冰块,是用量的三倍。
不过那是西周的技术,到如今这个年代,密封冰窖的手段更多,但采冰量仍然是三倍,所以理论上藏冰得到的冰块更多。
但如今用冰的人也更多了,所以反倒冰块还是个比较奢侈的用品。
可惜,在这个炎热的七月,夹墙里再多的冰,也无法压住紫禁城的躁动不安,甚至还让即将到来的秋风更加肃杀。
一切都因为此时,国中局面大坏。
乾清宫里,一身青衣的崇祯皇帝颓然无力地倚靠龙椅。
皇帝身前的龙案上散乱摆着几封奏报,最上面一封,来自驻军襄樊的湖广总督卢象升。
这是卢象升在十日之内的第二封奏报,早前的第一封报告了闯将李自成率军攻入郧阳,将新任郧阳巡抚宋祖舜围于城内,大略四方。
宋祖舜是卢象升的继任者,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朝廷之所以点了他做郧阳巡抚,就是因为他知兵。
崇祯二年己巳之变勤王的时候,宋祖舜担任参政,分守凉州道,那年甘肃勤王军途中哗变,杀了参将,瓜分行粮六千两回师西北,把巡抚围在兰州,向西渡河,声势大坏。
被围在兰州城里的巡抚命人飞马驰书,传信命凉州道严防死守,城内士绅也坚定地站在朝廷这边,做好了死守的打算。
毕竟甘肃那边的士绅,成份就是退休的世袭武官,就没怕事的,双方势同水火,一场大战在甘肃东部的凉州道蓄势待发。
但宋祖舜干了个神奇的事儿。
他力排众议,告诉别人如果不让叛兵进城,严防死守,坚拒之下事情肯定就坏了,他认为事情还要有挽回余地,决定跟叛军沟通,让他们晚点进城,以期将之解散。
事情干的很漂亮,不仅将哗变军队解散,甚至还在解散前让他们把没花掉的五千两行粮上缴入库,刀枪火器也收回来了。
三寸舌解散叛兵,是厉害人物没错。
可惜这回,宋祖舜也要面对的是李自成,身后也没有当年甘肃军队的支持……郧阳府这个地方就没兵,只能闭门死守,眼看治下惨遭杀掠。
崇祯本以为,卢象升在短短十日之间又发来奏报,想必是郧阳府的事情有了转机。
万万没想到,不仅郧阳没有转机,甚至情况还更坏了。
卢象升的第二封奏报,一来是告诉皇上,他已经以劣势兵力跟李自成的流寇交手了。
十日转战千里,三战三捷,砍了三千六百个脑袋,敌人却越打越多,郧阳府山区的山贼土寇加入战场,汉江以南吃不上饭的老百姓,同样也被煽动。
湖广一省,兵力不济,标兵四处游击,如同扬汤止沸,援军加入战场迫在眉睫。
但这却不是卢象升第二封奏报的重点,他的重点是,通过审问俘虏得知,跟随李自成一同攻破武关进入湖广的,还有一个巨寇张一川。
其实卢象升并不知道张一川是谁,过去也没听说过张一川的名号,但单凭其元帅府河南总兵官的官号,就足够定性为巨寇了。
此时张一川并未随李自成渡过汉江,而是转掠汉江以北的南阳府。
卢象升意思,是提醒朝廷小心河南,别让这个伪官真进了河南,最好能来个南北协剿,把这股势同燎原的叛乱镇压下去。
卢象升是了解河南,他过去在大名当知府、兵备道,与河南比邻,对那边的情况有所耳闻。
所以他并不认为,张一川进了河南能猖狂得起来。
因为在大明,两京一十三省刨了九边,河南的军事传统能排进前三,这个省份的关键词就一个字:多。
人口多、田地多、宗室多、驻军多、民兵多。
人口和田地,中州之地自不必说。
宗室上,河南遍地是王府,开封周王、南阳唐王、洛阳福王、彰德赵王、怀庆郑王、汝宁崇王、禹州徽王、卫辉潞王,这些藩国几乎把河南填满了。
而每个王府,都有自己的仪卫,甚至还有护卫,尽管藩王卫军是越来越缺斤短两的制度,但上千人的武装力量也不容小觑。
驻军多,是因为河南设立的卫所多,这也跟人多有关系。
民兵,则是河南的特色,因为比邻郧阳特区,自从明初就有严重的流民问题。
地方上士绅修筑堡寨自守,官员招募民兵护卫地方,后来在土木堡之后就成为了民兵输出大省,戍卫边关、填充京师营卫、编入本地卫所都有河南民兵的身影。
甚至还多次以三千人的民兵营为单位,成建制转为正规营兵。
特殊的历史环境和传统,导致并没有与边疆接壤的河南,在民间既拥有非常庞大的储备兵源,又有一大堆像钻井机一样榨油的藩国……这个地方根本出不了大乱子。
外地来的贼,本地的卫军、堡寨能拦住;本地的民间武装作乱,影响力连十里八乡都打出不去。
只不过有长必有短,河南的稳定程度非常高。
这就意味着大明军事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在河南是缺失的,也就是总兵官。
总兵官因事而设,在天下诸地成为常设之官,是因为那些地方总有事。
河南没事,没有总兵。
如果说大明北方的陕西、山西、甘肃等地的军队,在战争中指挥不畅,问题往往来源于军队维持费太低。
各镇风气用更少的人吃更少的粮,形成精兵政策,以至于一旦总兵力超过三五千的上限,就要四处调兵,使上下不能同心同德,互相掣肘,导致看起来像散兵游勇。
那么河南的军队,就真是散兵游勇。
卢象升这封奏疏,就是给中朝打个预防针,河南的军队不能直接上,得统一调派,需要时间动员才能形成战斗力。
可这封信送到朝廷这儿的时候啊,在崇祯眼里完全不是这回事。
崇祯八年的河南,跟卢象升在大名时崇祯二年的河南,中间不仅隔着六年,还隔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事儿还得从三年前说起,那年以高迎祥为首的农民军打穿山西,通过太行山进了北直隶,在武安等地一通大闹,被左良玉、邓玘、张凤仪等人联合镇压,揍回山西。
正赶上黄河封冻,大股农民军经黄河进了河南,再进陕西,直到躲到了刘承宗的元帅府旁边做邻居。
在这过程中,河南诸县被兵,等流贼和官军都过境西去,留下一地鸡毛的河南却并未恢复和平。
士绅修堡自守、土寇设寨聚众,一个个堡寨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原腹地长了出来,互相攻杀,形势反而更乱。
河南的特殊环境,旱灾、蝗灾、兵灾并举,情况甚至要比前两年的陕西更加惨烈。
陕西的问题很简单,没有饭吃,跟首领走,找富户抢,被官军打。
河南就比较难搞了,这边是各个堡寨都在互相打,因为河南有饭吃。
河南动乱的根本原因不是旱灾。
由于河流灌溉资源丰富,同时平原耕地面积较大、农业产粮较多,单凭旱灾很难形成波及全省的大乱,更何况……从天启年至今,河南仅在崇祯七年稍微旱了点儿。
这跟山西、陕西比起来,甚至算风调雨顺。
实际上发生在崇祯五年、六年波及整个中原的两次暴雨导致的水灾,才是河南动乱的源头。
当然,遍地堡寨互相攻杀,并非是崇祯颓然的原因。
让他颓丧的真正缘故,是今年夏季发生了一件小事儿:山西解州的老鼠发了疯,咬着尾巴连成串,一路向南渡过黄河,冲进了河南的灵宝县。
瘟疫,也跟着它们,进了潼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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