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四十七章 倒霉王爷
万历年以来,天下逐步滑向深渊。
人命不值钱,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至今北方只剩刘承宗有资格、有能力把人命当回事。
张一川没有刘承宗的本事,可是扫地王有属于扫地王的理想,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救人。
河南是中原,有一望无际的平原,但是从黄土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豫西地区,地貌依然以山地丘陵为主。
这里老话叫五山四陵一分川。
没有平地。
感染瘟疫的逃兵溃卒、无食充饥的流亡农民推着独轮车,在山道间游来荡去,把瘟疫传播到经过的每一个地方,因为没有人会收留他们。
河南遍地林立的堡寨,并不仅仅是为防兵备寇。
堡寨的起源,是河南地区在崇祯五年、六年经历的两次大洪水。
涝灾中幸存的人们,在高地重新修建家园,正赶上杀进华北平原的农民军被打回陕西,过境河南。
人们就把村寨修起高墙,为求自保拿起武器,在青黄不接的季节,追随堡寨里最强悍的人,保护家人和口粮,以期熬过难捱的年头。
但是一年比一年难捱,外部环境随着涝灾结束急剧恶化,遍地瘟疫、贼寇,临时宗族邻里自保性质的堡寨,逐渐成为山间野地自治的常备军。
继而,分成泾渭分明的士绅堡寨和豪强堡寨。
但不论是什么寨子,都不会接纳外人。
饥民、土匪、流寇、乱军、官军,不论来者何人,想进堡寨,就只有攻陷它一个办法。
因为在这个年代,河南人没有陕西人运气好。
在旱灾的发源地,老陕很难说运气好。
涝灾的可怕程度并不低于旱灾,甚至还隐隐胜过了旱灾。
因为大范围旱灾带来的威胁是刻骨也是慢性的,秀山清水变成荒山秃岭,需要时间,很长的时间。
旱灾就像一把钝刀子,一刀刀剌在人类于和平年代建立的温情社会之上,直到完全崩溃。
当温情皮肉褪尽,只剩一具弱肉强食的残酷骨架。
陕西社会被迫降级,人们就像宠物重新变回野兽。
温良恭俭让,那些当宠物时吃饱撑出来的秉性,不需要了。
凶猛、狡猾、残忍,隐藏在骨子里的野性,浮现出来,帮助人活下来。
再重新建立秩序。
而涝灾带来的伤害,是瞬间和短期的。
天象骤变,暴雨骤注,洪水泛滥,冲山倒峡,狂风拔树,骤雨偃苗,屋瓦吹飞,漂屋没村。
昼夜之间,睁眼已处泽国之中,一无所有。
人们不需要像野兽一样,因为野兽也会死在洪灾之中,它完全是运气,全看爆发洪灾时,人在高地还是低地。
站得低,就算有盖世勇武、绝伦智慧以及比肩神灵的领导力,也难逃一死。
随后是短期的瘟疫。
大旱之后必有蝗灾,大涝之后必有瘟疫。
前者是因为蝗虫会在盐碱地产卵,旱灾加剧土地盐碱化,人类不再照顾旱地,蝗虫得到极好的生存环境。
后者则是因为水灾过后,活下来的蠃、鳞、毛、羽、昆全部都跑到高地上去了,相互接触;死掉的东西在水上漂浮,聚尸成丘,腐烂爆炸。
所以瘟疫这几年在河南,是很常见的东西。
不论坏人还是好人建立的堡寨,都能形成一个共识:外来人,可能会传染瘟疫,也可能是官军或流贼的探子。
总之,把他们拦在堡寨之外,离近了强闯就用鸟枪打死、弓箭射死,最稳妥。
但张一川能收留他们。
别人害怕流寇、官军……张一川不怕。
流寇、官军这种东西,他撒泡尿照照就能见到。
张一川是陕西最强大的流寇首领之一,如今又领受了大元帅府的河南总兵官,在那些别人都害怕的东西里,他是最吓人的那个。
能让他忌惮三分的只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瘟疫而已。
这玩意儿确实让人恐惧,但是对常年流窜的张一川来说,也只是忌惮三分罢了。
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杀不死、防不住、躲不过,只能硬着头皮闯。
闯过瘟疫横行的地带,是他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得益于河南五营惯于农民军的组织形式,他能够尽可能地收拢、裹挟看见的所有溃兵、流民、土匪、强盗乃至老弱妇孺,并将之依照宗族、职业、地域等特点,快速编成一支新的流寇部队,协同行动。
农民军的组织形势也很严密,张一川做为首领,以河南五营为本部人马,随后下面随招随编,编出二三十个大队。
每个参将除了本部一个营,另负数个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的大队,以本部派出十几个老流寇为大管队,招募健壮之人发给弓马刀枪,组成各个大队的中坚力量。
大队下面再分出七八个小队,对遇上的各色人等加以裹挟,一切命令都听大管队的,而所有大管队都听本管参将的,而五个参将听张一川的。
所以这种指挥,并不会像刘承宗统率数万大军那样,撞上指挥能力的瓶颈。
因为张一川管的没有那么多,他既不需要管理驻地、也不需要管理兵粮,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后勤人员。
没人愿意停下来,停下来就是死,只能跟着大队行动,在豫西翻山越岭。
每一个层级的队伍,都只知道上级队伍的准确位置,每日早晚各派人报告一次,让走就走,让停就停。
走的时候只管行军,停的时候各个大队乃至各个小队各顾各的事,随处安营,打马草的打马草、该打粮的去打粮。
染病的人在各大队下面独自编出个小队,跟得上就走出一条生路,跟不上了就掉队、减员,躺在地上等死。
一时间五营参将标下,几十个大队漫山遍野排出方圆几十里地的宽度,整个队伍就如滚雪球一般地膨胀起来,呼啸掠过一个个郊野村落、山间堡寨。
他们经过的地方处处烽火,如同长了四脚的移动城寨,将那些曾经把他们拒之门外的堡寨攻陷,杀掠富户、裹挟贫户,继而赶往下一个县城。
能攻下城池,就攻。
攻不下来,则浅尝辄止,该撤就撤,继续走。
农民军组织形式的一大特性,就是必须流动。
人少的时候要走,在哪儿停下都不安全;人多的时候更要走,停下来人的心就散了。
攻不下城池要走,停下来没有粮食吃;攻下了城池更要走,因为一个地方的粮食不够他们吃。
当然路上张一川也没闲着,疯狂翻看大元帅的《救荒定疫书》,命军队沿途袭击堡寨、城池,着重搜寻医匠、药材,将感染瘟疫的农民军留在攻陷的堡寨里,留下医匠药物,教其自救。
至于进攻洛阳,则是因为福王海内巨富之名早就名传天下,张一川料想福藩惹得天妒人怨,攻打起来应该很容易。
张一川的部队先攻打河南府的永宁县,试图为攻打洛阳城筹集军资,并建立稳固的后方粮道,能够待瘟疫结束后与陕西的刘承宗寻求人才支援。
永宁城内有个致仕乡绅张论,尤其知兵。
此人在天启元年到四年间任四川巡按,其间爆发奢安之乱,他跟巡抚标营一起防守成都府城;崇祯二年任四川巡抚,以平叛功勋得了世袭锦衣卫指挥使的荫官。
他在城外修了几座城寨,安置了一批战伤残疾的巴蜀旧部老兵,在城外初闻贼至的消息,便将老兵收进城内。
同时与知县武大烈、军官马有义一同讨论战守,此外还捐出家财募兵固守。
以至于这座小城虽然有个万安王府,但王府只是不出钱出力,并没有起到什么反效果。
实际上大明的王爷,第一等贤王自然是肃藩那种,在地方不做坏事、遇事敢出钱出力,平素里再做些善事。
但那可遇不可求。
正常的王爷都是秦王、韩王、福王、潞王这种,王府出一堆奸人,自己昏聩不理事,理事也不通人性,遇着大事没担当,不出钱、不出力,基本上城里有没有这个王府都一个德行。
没啥正面效果。
最次一等的王爷,就是现在的唐王,朱聿键这种。
虽然唐藩给朝廷捐银子最积极,动不动就捐个三千两,但架不住朱聿键这个人,几乎是藩王版本的崇祯,自我又教条。
内乡县的知县艾毓初,在流贼薄城时守城有功,因为没有早晚拜谒,被他拿祖制弹劾,弄到大牢里去了。
还有南阳府的知府陈振豪。
崇祯五年,唐王出银千两,让知府修城墙。
陈振豪对此事非常不满,认为这不是藩王的职责,所以没有差遣徭役派工提供支持。
等到崇祯六年流贼来了,陈振豪为守城把唐府仪卫调到南阳城墙上守女墙,战后又被唐王告了,说他擅取仪卫守陴。
现在南阳知府陈振豪在刑部大牢里躺着呢。
藩王干预朝政,致使地方官员受罚,崇祯以来就唐王一个,可以说震惊朝野。
在唐王诸多别出心裁的弹劾中,唯一一个幸存者是卢象升。
卢象升领兵平叛过境南阳府,没进城拜谒,唐王告状指责其失了人臣之礼。
崇祯这时候已经反应过来了,唐王就是在奉承司里被关傻了。
他在奉承司里被爷爷囚禁了十六年,对世间一切规则,了解来源不是实际生活,而是大明律法里的宗室管理办法。
以至于其继承王位之后,一切找存在感的行为,对地方起到的作用是真真正正的反效果。
地方官都被他搞没了,他自己又不能以藩王之身接手工作,遇到战事只知道告状,还能咋办呢?
所以其实整个河南,现在最好打的地方,不是福王所在的河南府,而是唐王所在的南阳府。
而就在张一川攻打永宁县的时候,河南府城洛阳的官府就已经行动起来。
驻扎此地的巡抚陈必谦、福藩亲王、参政、参将等官员联名向府内全境发布告示,命令各县严防死守,向朝廷请求援军、让开封做好防范。
同一时间,洛阳县城外乃至河南府的有钱大户以及难民、堡寨力量以及地方武装,成千上万地涌入洛阳城,城中寺庙、道观都已住满难民。
官府与商户开始在城内分设粥棚施粥,给城内难民、百姓发给号牌,布置练勇在城内巡逻,提防小偷小摸明抢暗奸,维持治安。
衙役押着数百囚犯从城外的洛河滩拉石头往城上运送,枪炮弹药也运上城墙。
张一川在围攻永宁的第四天得到消息,派出小队扮作难民向洛阳混去。
但洛阳城开门的空窗期已过去,他派遣的探子仅混进去几个人,洛阳就已关闭四门。
并张贴告示,城内凡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男女,俱要参加护城,男的上城墙,女的去做饭,如有不从,就地正法。
随后洛阳城完成了防守部署,男丁在城上进行城防演练,女眷在街道搭棚垒灶、磨面摘菜。
而在永宁围攻的第七天,张一川也迎来转机。
七日以来,他打得按部就班,每日以麾下小营轮流攻城,其中夹杂本部人马次第进攻,即使是夜里也要用火炮轰击,时不时起来惊扰,以期待不给守军轮换修正时机,让其朝不得食、夜不能寐。
但永宁县的守军也极其顽强,河南毕竟不是缺粮缺到极致的陕西,官府开仓,守兵吃饱,以精兵守小城,反倒比守大城更容易。
可是谁也没想到,主持防守城池的张伦,因为在城外寨子撤入城内的路上染了瘟疫,在城内主持防守又太过操劳,在这个节骨眼上病殁了。
他一死,城内守军的防守意志立即出现动摇。
而城外的张一川也察觉到这一变化,当即停止进攻,派人在城外喊话劝降整整半日。
劝降的目的不是让人投降,而是加剧意志动摇,并使守军松懈。
待到第八日傍晚,城内军官马有义弃城逃出,被围在城外的克天虎部捕获。
张一川随即下令在东西两面展开总攻,一队河南新招募的农民军攻上西城墙,城内随之大乱,人们争相自城南逃向洛河,永宁城随即陷落。
第九天,永宁失陷,万安郡王被杀的消息先传至宜阳,成群结队的宜阳百姓向洛阳奔逃,张一川的军队尾随其后,于傍晚抵达洛阳,在城外安营扎寨,人喊马嘶,络绎十余里绵延不绝。
一时间洛阳震动,城上守军愈加紧张。
就连福藩世子、德昌王朱由崧也遣王府校尉于城中采买大量酒、牲畜、布匹衣帽等物,以备战时劳军。
而在城外,扯地连天的重重大帐间,篝火堆堆而起,将夜幕映得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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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命不值钱,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至今北方只剩刘承宗有资格、有能力把人命当回事。
张一川没有刘承宗的本事,可是扫地王有属于扫地王的理想,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救人。
河南是中原,有一望无际的平原,但是从黄土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豫西地区,地貌依然以山地丘陵为主。
这里老话叫五山四陵一分川。
没有平地。
感染瘟疫的逃兵溃卒、无食充饥的流亡农民推着独轮车,在山道间游来荡去,把瘟疫传播到经过的每一个地方,因为没有人会收留他们。
河南遍地林立的堡寨,并不仅仅是为防兵备寇。
堡寨的起源,是河南地区在崇祯五年、六年经历的两次大洪水。
涝灾中幸存的人们,在高地重新修建家园,正赶上杀进华北平原的农民军被打回陕西,过境河南。
人们就把村寨修起高墙,为求自保拿起武器,在青黄不接的季节,追随堡寨里最强悍的人,保护家人和口粮,以期熬过难捱的年头。
但是一年比一年难捱,外部环境随着涝灾结束急剧恶化,遍地瘟疫、贼寇,临时宗族邻里自保性质的堡寨,逐渐成为山间野地自治的常备军。
继而,分成泾渭分明的士绅堡寨和豪强堡寨。
但不论是什么寨子,都不会接纳外人。
饥民、土匪、流寇、乱军、官军,不论来者何人,想进堡寨,就只有攻陷它一个办法。
因为在这个年代,河南人没有陕西人运气好。
在旱灾的发源地,老陕很难说运气好。
涝灾的可怕程度并不低于旱灾,甚至还隐隐胜过了旱灾。
因为大范围旱灾带来的威胁是刻骨也是慢性的,秀山清水变成荒山秃岭,需要时间,很长的时间。
旱灾就像一把钝刀子,一刀刀剌在人类于和平年代建立的温情社会之上,直到完全崩溃。
当温情皮肉褪尽,只剩一具弱肉强食的残酷骨架。
陕西社会被迫降级,人们就像宠物重新变回野兽。
温良恭俭让,那些当宠物时吃饱撑出来的秉性,不需要了。
凶猛、狡猾、残忍,隐藏在骨子里的野性,浮现出来,帮助人活下来。
再重新建立秩序。
而涝灾带来的伤害,是瞬间和短期的。
天象骤变,暴雨骤注,洪水泛滥,冲山倒峡,狂风拔树,骤雨偃苗,屋瓦吹飞,漂屋没村。
昼夜之间,睁眼已处泽国之中,一无所有。
人们不需要像野兽一样,因为野兽也会死在洪灾之中,它完全是运气,全看爆发洪灾时,人在高地还是低地。
站得低,就算有盖世勇武、绝伦智慧以及比肩神灵的领导力,也难逃一死。
随后是短期的瘟疫。
大旱之后必有蝗灾,大涝之后必有瘟疫。
前者是因为蝗虫会在盐碱地产卵,旱灾加剧土地盐碱化,人类不再照顾旱地,蝗虫得到极好的生存环境。
后者则是因为水灾过后,活下来的蠃、鳞、毛、羽、昆全部都跑到高地上去了,相互接触;死掉的东西在水上漂浮,聚尸成丘,腐烂爆炸。
所以瘟疫这几年在河南,是很常见的东西。
不论坏人还是好人建立的堡寨,都能形成一个共识:外来人,可能会传染瘟疫,也可能是官军或流贼的探子。
总之,把他们拦在堡寨之外,离近了强闯就用鸟枪打死、弓箭射死,最稳妥。
但张一川能收留他们。
别人害怕流寇、官军……张一川不怕。
流寇、官军这种东西,他撒泡尿照照就能见到。
张一川是陕西最强大的流寇首领之一,如今又领受了大元帅府的河南总兵官,在那些别人都害怕的东西里,他是最吓人的那个。
能让他忌惮三分的只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瘟疫而已。
这玩意儿确实让人恐惧,但是对常年流窜的张一川来说,也只是忌惮三分罢了。
因为看不见、摸不着、杀不死、防不住、躲不过,只能硬着头皮闯。
闯过瘟疫横行的地带,是他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得益于河南五营惯于农民军的组织形式,他能够尽可能地收拢、裹挟看见的所有溃兵、流民、土匪、强盗乃至老弱妇孺,并将之依照宗族、职业、地域等特点,快速编成一支新的流寇部队,协同行动。
农民军的组织形势也很严密,张一川做为首领,以河南五营为本部人马,随后下面随招随编,编出二三十个大队。
每个参将除了本部一个营,另负数个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的大队,以本部派出十几个老流寇为大管队,招募健壮之人发给弓马刀枪,组成各个大队的中坚力量。
大队下面再分出七八个小队,对遇上的各色人等加以裹挟,一切命令都听大管队的,而所有大管队都听本管参将的,而五个参将听张一川的。
所以这种指挥,并不会像刘承宗统率数万大军那样,撞上指挥能力的瓶颈。
因为张一川管的没有那么多,他既不需要管理驻地、也不需要管理兵粮,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后勤人员。
没人愿意停下来,停下来就是死,只能跟着大队行动,在豫西翻山越岭。
每一个层级的队伍,都只知道上级队伍的准确位置,每日早晚各派人报告一次,让走就走,让停就停。
走的时候只管行军,停的时候各个大队乃至各个小队各顾各的事,随处安营,打马草的打马草、该打粮的去打粮。
染病的人在各大队下面独自编出个小队,跟得上就走出一条生路,跟不上了就掉队、减员,躺在地上等死。
一时间五营参将标下,几十个大队漫山遍野排出方圆几十里地的宽度,整个队伍就如滚雪球一般地膨胀起来,呼啸掠过一个个郊野村落、山间堡寨。
他们经过的地方处处烽火,如同长了四脚的移动城寨,将那些曾经把他们拒之门外的堡寨攻陷,杀掠富户、裹挟贫户,继而赶往下一个县城。
能攻下城池,就攻。
攻不下来,则浅尝辄止,该撤就撤,继续走。
农民军组织形式的一大特性,就是必须流动。
人少的时候要走,在哪儿停下都不安全;人多的时候更要走,停下来人的心就散了。
攻不下城池要走,停下来没有粮食吃;攻下了城池更要走,因为一个地方的粮食不够他们吃。
当然路上张一川也没闲着,疯狂翻看大元帅的《救荒定疫书》,命军队沿途袭击堡寨、城池,着重搜寻医匠、药材,将感染瘟疫的农民军留在攻陷的堡寨里,留下医匠药物,教其自救。
至于进攻洛阳,则是因为福王海内巨富之名早就名传天下,张一川料想福藩惹得天妒人怨,攻打起来应该很容易。
张一川的部队先攻打河南府的永宁县,试图为攻打洛阳城筹集军资,并建立稳固的后方粮道,能够待瘟疫结束后与陕西的刘承宗寻求人才支援。
永宁城内有个致仕乡绅张论,尤其知兵。
此人在天启元年到四年间任四川巡按,其间爆发奢安之乱,他跟巡抚标营一起防守成都府城;崇祯二年任四川巡抚,以平叛功勋得了世袭锦衣卫指挥使的荫官。
他在城外修了几座城寨,安置了一批战伤残疾的巴蜀旧部老兵,在城外初闻贼至的消息,便将老兵收进城内。
同时与知县武大烈、军官马有义一同讨论战守,此外还捐出家财募兵固守。
以至于这座小城虽然有个万安王府,但王府只是不出钱出力,并没有起到什么反效果。
实际上大明的王爷,第一等贤王自然是肃藩那种,在地方不做坏事、遇事敢出钱出力,平素里再做些善事。
但那可遇不可求。
正常的王爷都是秦王、韩王、福王、潞王这种,王府出一堆奸人,自己昏聩不理事,理事也不通人性,遇着大事没担当,不出钱、不出力,基本上城里有没有这个王府都一个德行。
没啥正面效果。
最次一等的王爷,就是现在的唐王,朱聿键这种。
虽然唐藩给朝廷捐银子最积极,动不动就捐个三千两,但架不住朱聿键这个人,几乎是藩王版本的崇祯,自我又教条。
内乡县的知县艾毓初,在流贼薄城时守城有功,因为没有早晚拜谒,被他拿祖制弹劾,弄到大牢里去了。
还有南阳府的知府陈振豪。
崇祯五年,唐王出银千两,让知府修城墙。
陈振豪对此事非常不满,认为这不是藩王的职责,所以没有差遣徭役派工提供支持。
等到崇祯六年流贼来了,陈振豪为守城把唐府仪卫调到南阳城墙上守女墙,战后又被唐王告了,说他擅取仪卫守陴。
现在南阳知府陈振豪在刑部大牢里躺着呢。
藩王干预朝政,致使地方官员受罚,崇祯以来就唐王一个,可以说震惊朝野。
在唐王诸多别出心裁的弹劾中,唯一一个幸存者是卢象升。
卢象升领兵平叛过境南阳府,没进城拜谒,唐王告状指责其失了人臣之礼。
崇祯这时候已经反应过来了,唐王就是在奉承司里被关傻了。
他在奉承司里被爷爷囚禁了十六年,对世间一切规则,了解来源不是实际生活,而是大明律法里的宗室管理办法。
以至于其继承王位之后,一切找存在感的行为,对地方起到的作用是真真正正的反效果。
地方官都被他搞没了,他自己又不能以藩王之身接手工作,遇到战事只知道告状,还能咋办呢?
所以其实整个河南,现在最好打的地方,不是福王所在的河南府,而是唐王所在的南阳府。
而就在张一川攻打永宁县的时候,河南府城洛阳的官府就已经行动起来。
驻扎此地的巡抚陈必谦、福藩亲王、参政、参将等官员联名向府内全境发布告示,命令各县严防死守,向朝廷请求援军、让开封做好防范。
同一时间,洛阳县城外乃至河南府的有钱大户以及难民、堡寨力量以及地方武装,成千上万地涌入洛阳城,城中寺庙、道观都已住满难民。
官府与商户开始在城内分设粥棚施粥,给城内难民、百姓发给号牌,布置练勇在城内巡逻,提防小偷小摸明抢暗奸,维持治安。
衙役押着数百囚犯从城外的洛河滩拉石头往城上运送,枪炮弹药也运上城墙。
张一川在围攻永宁的第四天得到消息,派出小队扮作难民向洛阳混去。
但洛阳城开门的空窗期已过去,他派遣的探子仅混进去几个人,洛阳就已关闭四门。
并张贴告示,城内凡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男女,俱要参加护城,男的上城墙,女的去做饭,如有不从,就地正法。
随后洛阳城完成了防守部署,男丁在城上进行城防演练,女眷在街道搭棚垒灶、磨面摘菜。
而在永宁围攻的第七天,张一川也迎来转机。
七日以来,他打得按部就班,每日以麾下小营轮流攻城,其中夹杂本部人马次第进攻,即使是夜里也要用火炮轰击,时不时起来惊扰,以期待不给守军轮换修正时机,让其朝不得食、夜不能寐。
但永宁县的守军也极其顽强,河南毕竟不是缺粮缺到极致的陕西,官府开仓,守兵吃饱,以精兵守小城,反倒比守大城更容易。
可是谁也没想到,主持防守城池的张伦,因为在城外寨子撤入城内的路上染了瘟疫,在城内主持防守又太过操劳,在这个节骨眼上病殁了。
他一死,城内守军的防守意志立即出现动摇。
而城外的张一川也察觉到这一变化,当即停止进攻,派人在城外喊话劝降整整半日。
劝降的目的不是让人投降,而是加剧意志动摇,并使守军松懈。
待到第八日傍晚,城内军官马有义弃城逃出,被围在城外的克天虎部捕获。
张一川随即下令在东西两面展开总攻,一队河南新招募的农民军攻上西城墙,城内随之大乱,人们争相自城南逃向洛河,永宁城随即陷落。
第九天,永宁失陷,万安郡王被杀的消息先传至宜阳,成群结队的宜阳百姓向洛阳奔逃,张一川的军队尾随其后,于傍晚抵达洛阳,在城外安营扎寨,人喊马嘶,络绎十余里绵延不绝。
一时间洛阳震动,城上守军愈加紧张。
就连福藩世子、德昌王朱由崧也遣王府校尉于城中采买大量酒、牲畜、布匹衣帽等物,以备战时劳军。
而在城外,扯地连天的重重大帐间,篝火堆堆而起,将夜幕映得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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