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 对头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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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感谢那些手打团的盗文者们,你们并不比作者轻松,手打也是一件相当辛苦枯燥的事,你们的出发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并不是坏的,你们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免费看到的心意我也相当理解,你们不计报酬,不辞辛苦,说来也很值得人尊敬,但是请站在原创作者和那些明明可以不花钱去看盗文、却坚定地保持着良善之心来支持作者的读者们的立场上考虑一下,作者也是和其他人一样的普通人,每一种劳动都有它自身的价值,都不该被不顾当事人意愿地掠夺走,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你辛辛苦苦拉扯长大、视为珍宝的亲生女儿突然有一天被人强行拉走去做了专为取悦他人的奴仆——是的,无偿地取悦他人,没有分文工钱,因为这些人不必花钱就可以对你的女儿品头论足,喜欢的人会说这个姑娘挺漂亮,不喜欢的人会用恶毒的话来攻讦她,你不心疼么?你不气愤么?同理啊亲爱的朋友!每一部作品都是作者的孩子,您把作者的孩子拉出去让一群不花钱就可以对她品头论足的人对她肆意玩赏攻击,您没有一丁点儿的不自在么?而您又可曾想过那些花钱买文来看的读者们是怎样的心情?因为喜欢这文,读者才会花钱来买,可您却把别人喜欢的东西无情地当成了不值一文的东西丢出去给每个不想花钱的人免费提供……您是在折辱这些良善的人知道么?网络这片沼泽有多泥泞不堪不必我去阐述,然而这些可爱的读者努力保持着的这么一小汪珍贵的清水您也要丢块泥进去搅混它么?将心比心啊盗文的朋友!谁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很多花钱买v文看的读者朋友都还是学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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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在文化史上富有异彩。这个时期起于汉末的建安年间(196~219年)。黎东方先生在《细说三国》中就介绍了自建安至曹魏时的许多名人,但是对在曹魏时已经卓有成就的晋初名士,有些却不曾涉及。其中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他俩都死于魏末,史籍上却把他们称作晋人(传见《晋书》)。我在本书中不得不补上几笔,所以,本篇的题目用了“魏晋之际”的字样。
“竹林七贤”是指嵇康(223~262年)、阮籍(210~263年)、阮咸(阮籍的侄子)、山涛(205~283年)、向秀(约227~272年)、王戎(234~305年)、刘伶七人。《三国志·王粲等传》裴注所引《魏氏春秋》以及《世说新语》、《晋书》嵇康等传,都说他们七人常在竹林相聚酣谈,问学议政,意气相投,因此才留下了这个美名。
他们作竹林之会的时候,当在公元250年前后的几年中,如再早则王戎的年龄太小,再晚,稽康就和山涛绝交了。史书说他们都是不拘泥礼法、脱略形迹、喜读《老》、《庄》的人,但详察各人生平,他们的志趣其实并不完全相同。
嵇康字叔夜,是曹氏的女婿,做过中散大夫。他对司马昭专擅魏政,抱坚决反对的态度。亲司马氏的山涛要推荐他代自己做吏部郎,他大为光火,写信与其绝交。他在信中自称不堪流俗,“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是影射意图取代曹魏的司马昭,结果被强加一项“想帮助毋丘俭造反”的罪名给杀了(毋丘俭于魏正元二年在寿春起兵反司马氏,兵败而死)。
阮籍字嗣宗,他与嵇康同志,但是表现得不太露骨:他爱饮酒,司马昭想为儿子司马炎娶他的女儿,他就连续大醉六十天,不给司马昭以开口的机会。他听说步兵校尉衙门里的厨师善于酿酒,就要求去那里做步兵校尉。邻家有个美女,常当垆沽酒。他到她的店里喝酒,喝醉了,便躺在她的旁边睡觉,他自己不以为意,也不管那女人的丈夫是否在意。其实,他的“纵情、败礼”,都是做给司马昭看的,以示自己嗜酒如命,无所作为。但有两件事,却最能说明他的内心。一是他不允许儿子阮浑跟着去“通达、不饰小节”,说:“仲容(阮咸的字)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二是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强烈地同时又隐晦曲折地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近代诗学大师黄节在所著《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的《自叙》中说:“若自绝于礼法,则以礼法已为奸人假窃,不如绝之。其视富贵有同盗贼,志在济世,而迹落穷途;情伤一时,而心存百代。”这是真正了解阮籍的话。
向秀字子期,和嵇康友善。嵇康会打铁,向秀常做他的助手。嵇康死后,向秀到洛阳做了个闲官。司马昭看到他,冷言问道:“听说足下有高隐之志,怎么会来到此地?”向秀只得说:“以为巢父、许由等,对尧不够了解,不值得模仿。”这是把司马昭捧作尧,他听了自然满意。向秀这种向权奸屈节的话,嵇康、阮籍是不肯说的。向秀注过《庄子》,后来郭象以向注为基础,撰成新注(一说郭象窃取向注,只补了未完成的《秋水》、《至乐》两篇)。郭象字子玄(?~312年),做过东海王司马越的主簿(秘书),是个很喜欢卖弄权威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爱读《庄子》,似乎很矛盾,然而这种情况,历史上并不少见。
刘伶字伯伦,是个放浪形骸的人。他写过一篇《酒德颂》,和阮咸是七贤中比较次要的人物。
山涛和王戎的人生道路与嵇康、阮籍截然相反,都在晋朝做了大官。
山涛字巨源,与嵇康、阮籍等都爱好《老》、《庄》,但为人处世则与他们不同。他和司马懿的妻子有中表之亲,魏末虽很受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信任,但又不失为一正派人物。在晋初,他做冀州刺史,能够搜访贤才;后来做吏部尚书,对所举荐的人物,“各为题目”(分别作出品评),再为上奏,他的评语,当时号称“山公启事”。嵇康写信与他绝交,后在得罪临刑时,却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你不要怕没人照应。”可见嵇康对山涛的为人是肯定的。
王戎字溶仲。幼时有胆有识。六七岁时见猛兽在笼中吼叫,别人都害怕逃开,他却神色自若,站着不动。有一次,他与同伴在路边玩要时,见李树结满了果实,同伴都奔过去,想摘来吃,只有他不为所动,说:“树在路边,结了果实,却没有被人摘光,那一定是苦李。”后来一尝,果然如此。阮籍认识他的父亲王浑(这个王浑不是灭吴的大将王浑)。王戎十五岁时,阮籍便发觉他谈吐非凡。见识会在他父亲之上,从此就与之结为忘年交。但王戎实在是个清谈家。他做官没有政绩,领吏部时不选拔寒门素族的人才;拜了司徒,却把事务都交给属员经办,自己不管不问。他在政争剧烈的时候,与时浮沉,只求保全性命。但平时,他孳孳为利,到处购置田园、水碓,还常执牙筹,亲自算账。有件事最为后人不齿。他家种养的李子品质优良,因怕人家得到种籽,所以出售之前,要把果核挖掉。清谈家好说虚无,但对钱财都看得重而且实。这王戎是十足的伪君子。
王戎是琅邪临沂人。临沂王氏是北方著名大族。他的堂兄弟王衍(256~311年〕,字夷甫,更是负有盛名的清谈家,和乐广(字彦辅,?~304年)是晋初名士的领袖。
清谈风气是从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年)开始的。之前,汉末清议着重于品评人物,至何晏、王弼等才转而谈玄,即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立论率以“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为宗旨。针对汉代儒生墨守成规的迂腐学风,“三玄”清谈确有顿开风气的作用,但是发展到崇尚虚无,把世事都看作俗务,那就太过分了。其实,当初何晏谈玄,并未荒于政事。他做吏部尚书,任用的官吏都能称职,但因为是司马懿的政敌,才被说得一无是处。到了王衍手里,他虽身居高位,却不能匡正时弊,只是一味地执玉柄麈尾,口谈玄言,其“不以经国,而思自全之计”(《晋书》本传语),这就不免要受人指责了。对此,本篇不拟具体多讲,只说他的末日一节,就可以见其为人了。永嘉五年(311年),他以太尉为大臣之首,送东海王越之丧东还,在途被汉将石勒所俘。这时他就对石勒说:“晋朝祸败,与己无关。本人不喜为官,不豫世事”。他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并且进一步劝石勒做皇帝,想以此保全自己,结果却被石勒骂了一顿。不知石勒为何觉得对这批人不可以动刀,他是令人在夜里推墙砸死他们的。
乐广与他不同,无论做什么官,在职时似无作为,离职后却常受人挂念。当时有些名士,如王澄、胡毋辅之等,为了表示通达,有时把衣服都脱光。乐广听了觉得可笑,只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如此!”他官至尚书令,由于是成都王司马颖的岳父,后在政争中忧虑而死。
魏晋之际的文学有很高的成就,如阮籍的《咏怀诗》已见上述。西晋初年,三张、二傅、二陆、二潘、一左都是杰出的文士,均属文学史上之“太康时代”的中坚人物。三张是张华、张载、张协;二傅是傅玄、傅咸;二潘是潘安、潘尼;二陆是陆机、陆云;一左是左思。
张华字茂先(232~300年),他的事功已见前篇,这里只说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这主要有两条。一是因身居高位面能奖掖文士,对太康时代的文学繁荣起过促进作用。二是写了一部《博物志》。这部书内容庞杂,涉及山川地理的知识,也有神话故事的材料,鲁迅把它归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之内(见《中国史略》第五篇)。他写的诗赋,在当时很有名气,但近人已不大读了。其余二张,张载字孟阳,他的兄弟张协字景阳,留传的作品都不多,近人对他们也比较陌生,可以从略。
傅玄字休奕(217~278年),他在世的年代稍早,但文学史却常把他写进太康时代。他做过司隶校尉,写的诗清新隽永,而见识更有可取。他不赞成清谈虚无,主张无鬼论,认为人死之后,不会有什么魂魄。这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傅咸字长虞(239~294年),是傅玄的儿子,也做过司隶校尉。他的诗并不好,但为人疾恶如仇,曾弹劾过好几个大官,如王戎就曾被他劾奏,外戚杨骏对他也很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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