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2章 自白
第452章自白
两汉取士,实行的是“察举制”,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是为“察举制”之始。
其后惠帝、吕后时期更进一步,诏举“孝悌力田”,孝悌就是孝敬父母兄长者,力田则是勤于农事者。
真正的“察举制”,诞生于汉武帝之手,即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茂才)”,中央和州郡直接从民间和低级官吏中选拔人才,极大扩展了国家的选材范围。
贤良、方正等中央特科选士,尽管时断时续,没有形成常制,却也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如本朝名将,“凉州三明”中的皇甫规、张奂,都曾举贤良方正。
汉武帝开创的“察举制”选士,除了诏举“贤良、方正”、郡国察“孝廉、茂才”之外,还有太学“设科射策”。
当年大儒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提出:“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董仲舒不仅把太学视为培养人才之所,而且也把它作为推行教化的手段及官僚选拔的基地。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遂“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
所谓设科射策,就是将考试内容书于简策,并根据问题的难易程度,分为甲科与乙科。
王莽执政时,又将甲、乙二科改为甲、乙、丙三科,甲科录四十人,授郎中;乙科录二十人,授太子舍人;丙科录四十人,补文学掌故。
光武中兴汉室后,恢复甲乙二科之制,之后又屡有变革,如采用“两岁一试”定制,废除甲乙之名,不设人数限制等等。
可惜这种取士方式,充其量和贤良方正一样,只是作为国家选士的补充。
孝廉、茂才,才是国家最主要,同时亦是最重要的入仕途经,这也是本朝民间乡论品藻风气如此盛行的根本原因所在。
毕竟要被举为孝廉、茂才,首先要有称于乡里的德行,这就需要名士的点评,为其扬名。
于是狡诈平庸之徒,或使用手段,或依靠家族,影响乡评,博取名望,借以入仕,方才有那首妇孺皆知的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陈蕃、黄琬等有识之士,曾欲整顿察举风气,然而事情刚刚开了一个头,就因侵犯到权贵的利益,而遭到免官,乃至禁锢。
九品中正制,说白了,不过是国家将人物品评的权力,从民间手中收归国有罢了。
可惜这根本就治标不治本,人物品评的权力,最终还是被士族所垄断,以至于西晋建立之初,就有卫瓘、刘毅、司马亮等人上书,以阻碍人才晋升为由,请求废除九品中正制,司马炎出于统治的需要,最终没有同意。
刘景因“躬耕养客”、“质书救邻”,德著长沙,从而入仕,算是乡论品评的受益者。
然而作为熟知历史进程的后世之人,他深知品第取士,是一条歧途,而九品中正制,则是在这条歧途上,越走越远。
历史证明了,科举制才是正途,刘景完全可以借鉴科举制,对官学考课加以改进,以便为未来真正的科举制铺平道路。
宋忠听到刘景有意参照太学,射策取士,颔首道:“夫学者,治乱之轨仪,圣人之大教也。自初平初,刘荆州崇立学校,已十余年矣,如今学有所成者不在少数,足以为国家分忧。”
刘景笑着对宋忠、綦毋闿、司马徽等人道:“那就烦请先生及诸君,选取《五经》难问疑义,书之于策。此番考课,我准备录取百人,以面试策问定夺最终排名,其中甲科二十人充任幕府,乙科八十人补入州郡。”
说到这,刘景顿了顿,又说道:“经学虽为国之根本,然汉家法度,本以王霸道杂之。除通经外,不如再增设明法一科。”
明法乃是国家特科的一种,国家特科可不止贤良、方正,此外还有明法、明经、文学,乃至明兵法、明阴阳灾异等等。
是以对刘景增设明法一事,宋忠、綦毋闿、司马徽等人尽管有些意外,却并未出言反对。
刘景随后又与宋忠、綦毋闿、司马徽等人商议具体细节,接着起身行出大堂,登上宏大的讲台,面对数以千计,席地环坐的学子,缓缓言道:“诸君皆海内俊士也,身在官学,自可不烦赋役,饮酒赋诗,悠游终日。”
官学学子,无赋、役之虑,他们既不交赋(人头税),也不服役(劳役),这是国家赋予他们的特权。所以太学生从数千人一路蹿升至三万余人,所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刘景此话一出,颇有嘲讽的意味,自宋忠以下,官学师生,莫不面面相觑,现场一片死寂。
刘景肃然扫视台下,继续说道:“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今天下丧乱,社稷凌迟,诸君皆为饱学之士,通经明义,何忍神州沉沦,万民涂炭,而置身于世外?”
“我生于江南,未经战乱,是以少时顽劣,读书不求甚解,待年岁渐长,见天下悲苦,始有兴复汉室之心,澄清宇内之志,虽处市井之中,亦不改心志,蒙张长沙看重,为酃县长。”
“后荆州内乱,数载之间,长沙庐落丘墟,田畴芜秽,民不聊生,为救长沙百姓于水火,愤而起兵,平息动乱,尽复荆南。今南平交域,北定荆州,地方万里,带甲十万,足以展志。”
“我今日至此,是为开甲乙之科以取士,选拔英俊,与我共扶社稷。《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诸君若认为我尚可辅佐,不妨射策量才,登甲乙之科,届时我必于州部之中,扫榻以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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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取士,实行的是“察举制”,高祖刘邦首下求贤诏,要求郡国推荐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是为“察举制”之始。
其后惠帝、吕后时期更进一步,诏举“孝悌力田”,孝悌就是孝敬父母兄长者,力田则是勤于农事者。
真正的“察举制”,诞生于汉武帝之手,即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茂才)”,中央和州郡直接从民间和低级官吏中选拔人才,极大扩展了国家的选材范围。
贤良、方正等中央特科选士,尽管时断时续,没有形成常制,却也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如本朝名将,“凉州三明”中的皇甫规、张奂,都曾举贤良方正。
汉武帝开创的“察举制”选士,除了诏举“贤良、方正”、郡国察“孝廉、茂才”之外,还有太学“设科射策”。
当年大儒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提出:“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董仲舒不仅把太学视为培养人才之所,而且也把它作为推行教化的手段及官僚选拔的基地。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遂“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
所谓设科射策,就是将考试内容书于简策,并根据问题的难易程度,分为甲科与乙科。
王莽执政时,又将甲、乙二科改为甲、乙、丙三科,甲科录四十人,授郎中;乙科录二十人,授太子舍人;丙科录四十人,补文学掌故。
光武中兴汉室后,恢复甲乙二科之制,之后又屡有变革,如采用“两岁一试”定制,废除甲乙之名,不设人数限制等等。
可惜这种取士方式,充其量和贤良方正一样,只是作为国家选士的补充。
孝廉、茂才,才是国家最主要,同时亦是最重要的入仕途经,这也是本朝民间乡论品藻风气如此盛行的根本原因所在。
毕竟要被举为孝廉、茂才,首先要有称于乡里的德行,这就需要名士的点评,为其扬名。
于是狡诈平庸之徒,或使用手段,或依靠家族,影响乡评,博取名望,借以入仕,方才有那首妇孺皆知的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陈蕃、黄琬等有识之士,曾欲整顿察举风气,然而事情刚刚开了一个头,就因侵犯到权贵的利益,而遭到免官,乃至禁锢。
九品中正制,说白了,不过是国家将人物品评的权力,从民间手中收归国有罢了。
可惜这根本就治标不治本,人物品评的权力,最终还是被士族所垄断,以至于西晋建立之初,就有卫瓘、刘毅、司马亮等人上书,以阻碍人才晋升为由,请求废除九品中正制,司马炎出于统治的需要,最终没有同意。
刘景因“躬耕养客”、“质书救邻”,德著长沙,从而入仕,算是乡论品评的受益者。
然而作为熟知历史进程的后世之人,他深知品第取士,是一条歧途,而九品中正制,则是在这条歧途上,越走越远。
历史证明了,科举制才是正途,刘景完全可以借鉴科举制,对官学考课加以改进,以便为未来真正的科举制铺平道路。
宋忠听到刘景有意参照太学,射策取士,颔首道:“夫学者,治乱之轨仪,圣人之大教也。自初平初,刘荆州崇立学校,已十余年矣,如今学有所成者不在少数,足以为国家分忧。”
刘景笑着对宋忠、綦毋闿、司马徽等人道:“那就烦请先生及诸君,选取《五经》难问疑义,书之于策。此番考课,我准备录取百人,以面试策问定夺最终排名,其中甲科二十人充任幕府,乙科八十人补入州郡。”
说到这,刘景顿了顿,又说道:“经学虽为国之根本,然汉家法度,本以王霸道杂之。除通经外,不如再增设明法一科。”
明法乃是国家特科的一种,国家特科可不止贤良、方正,此外还有明法、明经、文学,乃至明兵法、明阴阳灾异等等。
是以对刘景增设明法一事,宋忠、綦毋闿、司马徽等人尽管有些意外,却并未出言反对。
刘景随后又与宋忠、綦毋闿、司马徽等人商议具体细节,接着起身行出大堂,登上宏大的讲台,面对数以千计,席地环坐的学子,缓缓言道:“诸君皆海内俊士也,身在官学,自可不烦赋役,饮酒赋诗,悠游终日。”
官学学子,无赋、役之虑,他们既不交赋(人头税),也不服役(劳役),这是国家赋予他们的特权。所以太学生从数千人一路蹿升至三万余人,所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刘景此话一出,颇有嘲讽的意味,自宋忠以下,官学师生,莫不面面相觑,现场一片死寂。
刘景肃然扫视台下,继续说道:“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今天下丧乱,社稷凌迟,诸君皆为饱学之士,通经明义,何忍神州沉沦,万民涂炭,而置身于世外?”
“我生于江南,未经战乱,是以少时顽劣,读书不求甚解,待年岁渐长,见天下悲苦,始有兴复汉室之心,澄清宇内之志,虽处市井之中,亦不改心志,蒙张长沙看重,为酃县长。”
“后荆州内乱,数载之间,长沙庐落丘墟,田畴芜秽,民不聊生,为救长沙百姓于水火,愤而起兵,平息动乱,尽复荆南。今南平交域,北定荆州,地方万里,带甲十万,足以展志。”
“我今日至此,是为开甲乙之科以取士,选拔英俊,与我共扶社稷。《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孔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诸君若认为我尚可辅佐,不妨射策量才,登甲乙之科,届时我必于州部之中,扫榻以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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